1500萬件需要修復的文物，與2000余位文物修復人才，二者之間的巨大反差不斷提示我們，培養專業文物保護與修復人才時不我待。

　　上世紀60年代，在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的支持下，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廠正式成立，文物修復得到了應有的重視，更成就了鄭竹友、金仲魚、金禹民等一代文物修復名家。但面對當下文物修復現狀，這種傳統手工技藝的師徒模式再難填補巨大的人才漏洞，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的“妙手回春”也難以應對數以百萬計亟須修復的珍貴文物。那麼，大批培養“科班出身”的文物保護與修復人員能否化解人才危機？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率先看到了問題，並給出答案。

　　從實驗室到博物館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以下稱中心)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中心下設金屬文物保護實驗室、陶瓷文物保護實驗室和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實驗室，主要面向該校歷史系學生。金屬文物、陶瓷文物的修復和書畫裝裱，古籍修繕等實驗課的設置，使學生能從破碎斑駁的文物中逐漸拼湊還原出歷史的印記。

　　“現代技術與傳統技藝相結合”一直是中心主任韓建業堅持的教學方法，運用現代儀器精準分辨附着在文物上的雜質，通過傳統技藝完成細緻的剔除修補，這是現代文物修復所必需的。從低年級用石膏複製文物，到高年級親手修復文物，再到實習階段親歷博物館文物修復過程，雖然實驗室系統地培養了學生的實踐能力，但並非每個人都能成為文物修復人員。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教授顧軍&&，實驗室給學生們提供的只是鍛煉平台，文物修復這門技術還是修行在個人，若沒有業餘時間的刻苦練習是無法步入專業領域的。此外，心靈手巧，細心踏實的天賦和性格也有一定影響。

　　目前中心三大文化遺産類實驗室均面臨一個嚴峻問題，即文物修復方面的師資匱乏，導致實驗室利用率低。“學院編制內的老師沒有人會文物修復技術，所以教實驗課的老師都是學院外聘的專業人士，他們或來自博物館，或來自民間非遺傳承人，聘請費用高，時間更是有限。”沒有專業老師的指導，沒有管理員的維護，既無法確保實驗室在課下的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的練習。顧軍建議，學院應突破以學歷為主要依據的聘用規定，以學院的實際需要引進師資。“術業有專攻”，那些真正精於文物修復技術的人才，學歷不一定很高，但“非遺傳承人和文物修復人才都是國寶級的，比大學教授珍貴、重要得多”。顧軍如是説。

　　從不重視到不夠用 　

　　文物修復人才的培養是艱難而漫長的，在國外，從高中一年級開始就有專門培養。以意大利為例，全國文物修復專業人員有八萬餘人，並且社會地位，薪資待遇都很高。而在我國，修復技術一般被認為是技工，是手藝人，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人才從事的工作。韓建業認為，正是由於對技能人才的偏見，使修復人才在各方面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進而造成一方面修復人才緊缺、另一方面沒人願意做的惡性循環。

　　顧軍認為：“文物修復技術完全可以獨自成立一所學院，並且文物修復應當學歷化，應該有本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她介紹，在國外，文物修復的從業者都是高學歷的專家，而我國卻只限於大專或職高畢業生。她建議：文物修復的地位應當得到提升，增加它的技術含量和文化含量，“沒有高精尖的技術人才群體，自然無法實行高質量、成規模的文物修復教育培訓。”

　　從新政策到新教綱 　

　　筆者了解到，已經&&的高考改革方案將實行技術技能人才和學術型人才兩種高考模式，其中技術技能型人才有三種，工程師、高級技工和高素質勞動者。在不久的將來技術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就業空間將得到大幅度提升，文物修復人才的供不應求也有望得到緩解。2012年開始起草的《中國文物保護修復行業標準》和近年來國家文物局制定的“逐步實施資質認定、持證上崗的管理方式，培養一批專業水平高、管理能力強的複合型人才”的人才發展戰略，都在逐步規範文物修復行業標準，提高從業人員素質。此外，國家文物局批准中國文物信息諮詢中心成立“文博行業資質資格認證中心”，具體承擔資質資格認證事務性工作，為文物修復從業者的技能水平提供專業保障。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有着北京地區唯一的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和高校文物修復領頭羊的文化遺産實驗室。2014年，他們新增“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招收了40名學生，重點培養文物修復人才，並與首都博物館、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等著名單位合作，共同培訓文物修復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