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方案&&後，各級政府及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為其他單位提供直接或間接擔保的行為已在重點關注之列。但是，相較信託通道受限更小，正在搶佔資産管理市場的基金子公司卻仍然青睞這種違規舉債行為。
　　此前，由財政擔保的信託等融資方式已多次被監管層察覺並下文規範。今年7月審計工作預啟動以來，資金緊缺的平台轉而通過基金子公司等渠道舉借政府性債務，財政兜底“頂風”頻頻出現。
　　例如，國泰基金旗下子公司國泰元鑫於8月9日成立的規模為4億的“廣東中外建項目專項資産管理計劃”，該産品收益率高達10.5%。該計劃以信託貸款的方式發放給廣東中外公司，用於昆明市320國道的改造，其中風控方式之一便為昆明市官渡區財政局為此次融資出具承諾函，承諾將其財政收入作為BT項目的還款來源。
　　此外，應收賬款類信託模式亦出現在基金子公司的資管計劃中。如長安財富發行的“金湖國資應收債權投資專項資産管理計劃”，該産品於今年7月初成立，計劃募資1.2億，專項資金用於購買其債權後，將用於淮河入江水道金湖段整治工程項目建設這一公益性項目。該産品融資方係當地融資平台公司，第一還款源為當地財政局，第二還款源為金湖國資。
　　但是，淮安金湖縣目前的財力形勢並不樂觀。數據顯示，因為土地出讓金大幅下降，金湖縣2012年末的可支配財力為35.54億，較上一年大幅下降14.68億，同比下降三分之一，而2012年主營農業開發和土地收儲的金湖國資無形資産中土地使用權也呈大幅下降之勢。另一方面，僅金湖國資一家平台的有息債務從2011年的4.22億躍升至13.14億，同比增加211.37%。
　　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顯示，國泰元鑫、長安財富、銳懿資産、金元惠理等幾家基金子公司近兩個月來發行多款平台類産品，融資方大都處於江蘇境內，合計融資將近20億元。這些産品收益率大都在10%左右，高於同期成立的集合資金信託平均預期年收益率為8.85%，風控方式大都有“還款納入人大預算”、“財政還款”的表述。
　　普益財富研究員范傑認為，按照我國《擔保法》，國家機關不得為保證人，因此一切政府擔保在法律意義上都是無效的。
　　目前，尚不確定此輪債務審計將對基金子公司的業務造成何種影響，但因為此前監管層尚未對基金子公司的平台業務做出規範，亦有市場人士指出，基金子公司將接力信託融資平台地方債。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些融資平台已經通過發行信託産品償還銀行貸款，一輪又一輪的調控是否會演變成一輪又一輪的接力尚未可知。
　　2011年，審計署及各地公布債務數據之後，監管層對融資平台的信貸採取“降舊控新”的政策，融資平台通過銀行渠道獲得資金越來越少，只能以信託、銀行理財産品、BT等方式持續融資。
　　2012年底，財政部等四部委下發463號文叫停了“地方政府向融資平台提供擔保，通過BT、信託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方式舉借政府性債務”的行為。
　　來自中國信託業協會的數據顯示，今年2季度基礎産業類信託增長2790億，增幅環比減少1882億，增速放緩。中國信託業協會專家理事周小明認為，雖然如此，但也應高度警惕政府過度融資背後的風險。
　　“我們現在已經基本不做平台類業務了，財政也無法出函擔保，政信類業務並不好做。”一家北京地區信託公司相關人士27日對本報記者説。
　　但是，監管層同時放開了基金子公司、保險資管公司等主體設立資産管理計劃。尚未被監管和審計方案明文點出的基金子公司呈迅猛發展之勢。據耶魯財富網提供的數據，目前基金子公司數量已達40家，自今年5月以來，基金子公司在3個月內發行地方政府平台類業務規模的産品至少達42.8億元。
　　“基金子公司的資本金比信託公司的少，項目人才都是由資管其他行業流入，整個行業的業務流程和風控體系尚在建設中，迅速發展之後的風險不容忽視。”前述信託人士認為。
　　而目前基金子公司資本金最大的為1.25億元，而規模最大的為400億元左右，杠桿率過百倍，風險更大。一旦專項資産管理計劃出現危機，基金子公司並沒有信託足夠多的自有資金緩釋流動性風險，無法像信託公司一樣保證剛性兌付，從而引發風險的可能性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