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變“鬼城”，地産泡沫向中小城市轉移;城鎮建設淪為“圈地運動”，地方與開發商聯手囤地;地方政府負債率逐年增長，借新債還舊債……當前，在熱火朝天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少數地方正滑向歧途，其背後的風險悄然滋長。
歧途一：舉債造城，地方政府債&高築
隨着我國城鎮化快速推進，不少地方熱衷於拉大城市框架，從省會城市到小縣城都在制定和實施規模可觀的城市新區建設計劃，但資金短缺和融資渠道狹窄等問題一直困擾着各地政府。
記者在西部一個城市新區採訪了解到，由於上級劃撥的財政資金有限，這個新區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基本上來源於銀行融資，2012年貸款融資近20億元，大多采取是小額短期高利息的形式，部分貸款年息高達12%，且存在“借新貸還舊貸”的情況，財務壓力較大。
在巨大的籌資和償債壓力下，各地只好將土地收益作為資金來源。而這種“賣地籌資”模式存在着一定的變數和隱患。在青島市城陽區，有關部門負責人&&，受房地産調控政策影響，土地出讓金收入受到影響，地方政府可籌措的建設資金明顯減少，對推進城市化進程影響較大。
審計署日前公布的審計結果也顯示，隨着土地出讓收入增幅下降，地方償債壓力也在加大。2012年底，4個省本級、17個省會城市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的債務需償還本息2315億元，為當年可支配土地出讓收入的1.25倍。
加快推進城鎮化需要大量資金，據國家開發銀行日前預計，未來3年我國城鎮化投融資資金需求量將達25萬億元，城鎮化建設資金缺口約為11.7萬億元。而2013年至2015年，財政資金僅能支持當年城鎮化新增投資的五分之一左右。
有關專家認為城鎮化進程應循序漸進，不能搞運動式的新城建設。長安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王聖學教授認為，各地城鎮化融資目前資金需求量都很大，而且建設周期和回收周期都較長，都存在融資渠道過於狹窄的問題。隨着各地債務量增加和土地收益的下降，這種融資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急需構築多元化的融資體系為各地城鎮化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歧途二：畸形地産，爛尾工程泡沫叢生
隨着房地産調控的日趨嚴格，部分房企正加速向中小城市轉移，造成個別城市建設投資巨大，産業空心，市場需求不足，房地産泡沫有擴大蔓延趨勢。
在貴州黔東南自治州，35萬人的縣級市凱里同時開發了十幾個大型房地産項目，城市變身大工地。其中，“未來城”項目僅住宅面積就達到500萬平方米，預計提供5萬多套住宅，居住近20萬人口，相當於凱里人口的一半。而像這樣的樓盤在凱里還有不少。
類似凱里的城市還有很多，但庫存量都很高，消化能力又有限。陜西漢中市正在投資建設許多大型樓盤。而記者發現，一些大盤出現銷售不暢，已售樓盤空置率也非常高。上海易居研究院發布的2012年中國城市房地産市場風險排行榜中，排名前50名的城市中，共有46個城市位於內陸地區，幾乎都是中小城市。
一些專家和市場人士認為，需要為房地産泡沫負責的，不只是開發商，更有地方政府。
廣東惠州大亞灣地區曾經規劃建設大型熊貓汽車城，引來不少房地産資金涌入。造成當地房地産畸形發展，大量的外地資金撤走，留下了眾多爛尾項目。近期，記者再度探訪大亞灣地區，發現這裡依舊是高樓林立，但城中空空，也沒有多少大型工業企業入駐，成為房地産泡沫破裂的“重災區”。
此外，某知名房企2007年曾投資內蒙古滿洲裏，拍下了1000多畝土地，銷售卻成了大問題，至今項目成了巨大的爛尾。
一些地方打着推進城鎮化的旗號，紛紛建設新城新區，並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專家警示，這些新城新區，大多是採取賣地建房的開發模式，建設一批見效快成果明顯的房地産項目，最後留下一堆爛攤子。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新型城鎮化，一定要汲取上一輪城市規劃發展中的經驗教訓，避免再出現廣州金沙洲、北京天通苑之類的“巨型睡城”帶來嚴重的房地産泡沫。
誤區三：圈地賣錢，糧食安全遭受威脅
當前，我國部分地方政府與房地産企業“合謀”，一邊大範圍圈地賣錢，打着“城鎮化建設”的旗號，一邊大面積囤地升值，威脅着農業生産和糧食安全。
在全國首家生態農業示範縣黑龍江省慶安縣，正在大規模推進“3個10戰略”，鞏固10平方公里的老城區，新建10平方公里新城區和10平方公里産業園區。慶安縣國土局副局長張金省告訴記者，慶安地處東北腹地，多是黑土地，上級劃撥的用地指標有限，每年不到100公頃。“而一個企業用10公頃的現象很普遍。”張金省無奈地説，儘管這些土地採取宅基地置換、增減挂鉤等方式取得，仍難免踩住土地紅線的危險。
“上屆政府賣下屆政府的地”的現象在不少地方非常突出。在房地産行業摸爬滾打了10多年的福星惠譽地産公司副總經理姚澤春説，部分地方政府將城鎮化看成一次圈地機會，以新城開發的名義，將大量的農業用地“劃”為建設用地，以此來賣錢。“一些地方按照其開發規模計算，地都賣到20年後了”。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地方在執行國家土地政策時存在兩種衝動：城鎮化、工業化急需空間的發展衝動;土地財政下的“賣地衝動”。這兩種衝動直接影響政府土地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跑偏”：多佔少補，先佔後補，佔好地補差地等現象突出，同樣威脅着土地資源保護。
“城市像公司，書記是董事長，市長是總經理。”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莊子銀教授説，政府主導“駕馭市場”的情況下，城鎮化不是“從下到上”地以市場發展為基礎進行，而是“從上到下”地按照領導要求進行，這導致土地不能按照市場方式和價格來配置。“這對於耕地的保護是十分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