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坐於沙發的這位退休探員滿頭華發，他聲音輕柔，語調平緩，講話時，會時不時抖個機靈，逗人一笑。也時常偏轉頭去，觀察着四週的環境。採訪開始的時候，他體貼地將錄音筆放在離聲源更近的地方，“我以前也在喧鬧的酒店大堂給盜賊錄音，但往往錄不好，最好的地點是車廂。”
　　惠特曼有着東方人的眉眼，這得自日裔母親八千代惠特曼的遺傳。惠特曼於1955年出生於一個工人階級家庭，父親曾在二戰時於太平洋戰場作戰，而母親則是當時他所生活的社區中唯一的日本女性，時常遭受各種來自於美國社會的歧視。父親為了養家做過各種生意，但經濟情況始終沒有太大改善。後來，老惠特曼開了一家東方古董商店，成為他經營歷程中最為滿意的生意。
　　1960年代，惠特曼進入學校之時，也正是美國民權運動洶湧澎湃的年頭。因為早年母親曾經受到歧視，他更為FBI探員在民權運動中保護弱者的表現所觸動。而當時的流行文化也在塑造這個機構的高大形象。當年一部風靡全美的電視劇《FBI風雲》在少年惠特曼的心裏投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們是正義與美國夢的高尚守護者”。這些滲透於當時文化的因素加之幼年的經歷，使得他執着於成為一名FBI探員。
　　作為一名藝術品犯罪組的探員，藝術史知識與藝術鑒賞力不可或缺。1988年，當惠特曼從一名農業報紙記者成為一名探員之後，他被送到廣有油畫收藏的巴恩斯基金會學習藝術知識，在課堂與市場中學習關於藝術品的知識。他擁有了能夠出席各種藝術品論壇與人交流的自信，也有了與藝術品竊賊博弈的底氣。
　　“做探員，最重要的武器並不是手中的槍，而是靈敏的腦子和清晰的思維。”事實上，執行臥底任務時，惠特曼往往不配槍，有時是因為在外國執法，不能配槍，更多的時候則是為了得到罪犯的充分信任。
　　“FBI探員也沒有什麼讀心術，他們最多是學習根據人的肢體語言來掌握對方的心理。”對於惠特曼這樣的臥底探員來説，心理博弈的能力至關重要。然而，這些訣竅並不是什麼不傳之秘，而是來源於經驗積累。惠特曼説，“在FBI中，並沒有固定的守則或者説訣竅。一般是在FBI的環境中學習而來，而另一方面則是自己在生活中的積累。”
　　“辦案時，人總是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但這項任務往往要求我們要有充分的耐心，人總是在緊張與耐心之間焦灼。”與藝術品犯罪打了半輩子交道，惠特曼見過形形色色的竊賊，他們遠遠不是許多好萊塢電影所描繪的身手不凡、風度瀟灑的雅賊，而大都是貪婪、兇狠的亡命徒。“他們偷竊藝術品也不是因為熱愛，作案手段也並不比一般案件高明。偷藝術品只是為了錢，他們甚至連馬奈和莫奈都搞不清。”
　　如今，早已退休的惠特曼與妻子唐娜開了一家藝術品保安公司。坐在丈夫身邊的唐娜回憶曾經在家等待丈夫辦案歸來的歲月：“每次實行抓捕之前半小時他都會給我打電話，説説話。”在唐娜眼中，丈夫最危險時的一通電話不僅是愛意的表達，也是在做一種“有去無回”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