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説拿破侖波拿巴一生坐過四張寶座，頗有紀念性的是放置於法國參議院的那張紅木椅。它誕生於1804年，是專門為拿破侖登基而定制，131厘米高、87厘米寬，金色的扶手是兩尊添加了雙翼的獅身人面像，最引人注目的是深紅色絲絨椅背中央用金絲線刺繡的大大的N字母，無聲地宣布拿破侖時代的到來。
　　澳門藝術博物館日前呈現的“華麗裝飾——拿破侖宮廷藝術展”上，獅身人面像扶手寶座無疑是其中珍貴且極具威嚴的展品之一。展覽由澳門藝術博物館、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及法國國家傢具暨織毯造辦處合辦，展品來自拿破侖一世及其家族的十多座行宮，包括桌椅、床櫃、座鐘、燭&、吊飾及挂毯等傢具，均為首次在法國之外展出，共計115件(套)。
　　提起拿破侖，很多人腦海中浮現出的形象來自法國新古典主義繪畫先驅雅克路易大衛的名作《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道的拿破侖》。畫面上的拿破侖一身戎裝騎在白馬上手指高峰，表情堅毅，軍事天才的形象呼之欲出。從土倫戰役中的嶄露頭角，到馬倫哥戰役守住法國革命政權，再到奧斯特裏茨戰役後掌握歐洲大陸控制權，拿破侖像一個軍事符號，演繹着法蘭西版圖瘋狂擴張的狂想曲。
　　“全世界都知道拿破侖的軍事成就，但其實拿破侖對法國的文化藝術也有很大影響，我們希望透過展覽呈現拿破侖的另一個側面——對文化的貢獻。”展覽中方策展人翁譙説。
　　那麼，除了當年令人驚詫的帝國版圖，拿破侖還留下了什麼？

　　從傢具開始的復興

　　拿破侖的傢具凸顯出他不同於以往帝王的“拿破侖帝國風格”。
　　一隻被命名為“法厄同的墜落”的鍍金青銅座鐘有半米多高，鐘錶盤的外圍雕刻講述了太陽神之子法厄同的故事，他偷偷駕着父親的戰車，險些毀滅了世界。“我們把這只座鐘當作展覽的第一件展品，是因為它實際影射了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時局。拿破侖就是從這樣的社會狀態中開始了他的統治。”翁譙説。法國大革命前夕，由於農産品價格的急劇上漲和1786年英法通商條約生效，工業危機加劇，而戰爭期間大批法國企業倒閉，大量工人失業。受到戰爭傷害的不只是平民百姓的生活。王宮中的眾多傢具也在戰亂中流失。拿破侖是個懂得一舉多得的聰明君主。他把宮廷傢具製造、解決工人失業問題和扶持手工藝發展結合起來予以解決。而這只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誕生的座鐘，就像一個時代起始的符號，引出了拿破侖推動的時代復興。
　　法方策展人瑪麗弗朗斯杜佩巴耶認為：“拿破侖掌權後，法國政府不斷下訂單給手工作坊，作坊大量生産傢具用以重新裝飾宮殿。此舉充分顯示拿破侖推動和扶持手工藝産業發展的決心。”
　　瑪麗&&，拿破侖關注失業的巴黎工人，下決心確保工廠産品有穩定的銷路。1807年初，他通令政府部門向營運有困難的廠家下訂單，所訂的産品將用來裝飾他的宮殿。他也資助廠家，要求帝國政府以寄售方式提供貸款。如果工匠無法償付皇家土地財政部提供的貸款，某些寄售的傢具會被運往皇家傢具儲藏庫暫存，一些傢具産品也會列入儲藏庫的收藏。正是由於拿破侖的熱切關注，法國政府才下了如此多的傢具訂單。展廳中的一幅油畫還記錄了拿破侖1810年造訪法國皇室御用的戈貝蘭織毯作坊的場景。
　　除了復興手工藝製造，拿破侖對教育發展也有巨大的推動作用，1802年的《關於公共教育的基本法》、1806年的《關於創辦帝國大學的法令》以及1808年的《關於帝國大學條例的政令》等教育法令的頒佈表現了他對教育的重視，用國家權力保障了公民接受教育的權利，使資産階級自由、平等的觀念和思想在人民中間得以延續。拿破侖時代的傢具表現了對知識的關注，其中着重強調對女性學習的重視。
　　展覽中一共出現了27隻座鐘，包括翠綠鍍金銅及紅色大理石的“學習女神”座鐘、海綠色大理石的“閱讀”座鐘、黑色大理石的古希臘女詩人造型座鐘。一隻“閱讀”座鐘，雕刻着一位女子在桌旁讀書的形象。桌子有一隻音叉狀的雕刻。據展覽工作人員薛先生介紹，這實際是一隻女性發卡。“在這件閱讀造型的座鐘上，女性的發卡經過了工藝性放大，體現了拿破侖時期女性在知識地位上的提升。”

　　統治的藝術

　　拿破侖偏好用圖案的象徵意義記載自己的榮耀。展廳入口正對着的一面墻上，醒目地挂着拿破侖騎在馬上向士兵賜予榮譽之劍場景的挂毯。側面墻上的另一張挂毯則是拿破侖於加冕大典後在盧浮宮的博物館畫廊內接見軍隊代表的場面。
　　“這些大型挂毯都是一針一線織出來的，把人物神貌與背景細節細膩地呈現出來，既反映了當時製作工藝的精湛，也反映了當權者注重在裝飾細節上突顯其戰績榮耀。”翁譙説。
　　除了這些歷史場景的記錄外，圖騰的寓意也是拿破侖極為看重的。他的物品上頻繁出現鷹、蜜蜂、閃電、字母N以及被稱為“皇冠貝母”的花朵等一系列象徵帝國的符號，強調並展現着法蘭西第一帝國的權威。
　　戈貝蘭作坊為拿破侖杜樂麗宮所創作的織毯，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這張挂毯高325厘米、寬235厘米，上面有着幾十隻蜜蜂的圖案。據翁譙介紹，法國前朝的宮廷傢具很少出現蜜蜂的圖案，而拿破侖時期則大量出現。蜜蜂在皇室眼中是勤奮和群體觀念的象徵，或許因為拿破侖軍人出身的關係，它尤其被視為一種帝國興盛的象徵。
　　“皇帝的物品體現出他的治國理念、權力象徵和對國家的祈願。眾多裝飾中都能見到代表新生與繁榮的圖案，如滿載花果的穀物及象徵豐饒的羊角、稻穗，他希望國家豐饒強盛。雖然他不是設計師，但是君主流露出的意願是有主導力的。”翁譙説。
　　拿破侖遠征埃及的經歷也影響了他的宮廷藝術風格。立柱造型座鐘上盤旋的蛇，柴架上法老條紋頭巾的圖案都是埃及文明的典型元素。“這多少是由於他希望把埃及大捷留在人們的美好回憶中。”瑪麗如此認為。
　　圖案是功績的記載，而傢具形態呈現的風格則是拿破侖本人作風的體現。這在1804年的一張皇室扶手椅和1800年的扶手椅的對比中便體現了出來。前者是他做皇帝之後的椅子，椅子腿顯得粗壯筆直，而後者誕生於這之前，就頗有前朝的風格，曲線的形態纖細很多。瑪麗&&，拿破侖曾宣稱喜歡用兩根垂直凳腳製成的凳子，不喜歡S形凳腳的凳子，因此建議業界停止生産後者。翁譙認為：“他的理念不是繼承，他簡化了那些浮誇繁瑣的圖案，體現了他軍人出身的簡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