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印象中，時尚雜誌主編應該一如電影《穿普拉達的惡魔》中梅麗爾 斯特裏普飾演的那位，穿着高貴華美，頭髮一絲不茍，做派盛氣凌人。亞歷山德拉 舒爾曼卻對自己的着裝不甚在意，髮型經常凌亂着，臉上總挂着微笑，十分平易近人。
她從不認為自己屬於時尚圈，卻執掌著名時尚雜誌《服飾與美容》(英國版)長達20年，是歷任主編中最出色的一位。
反對“骨感”
現年54歲的舒爾曼4月在俯瞰女王公園的倫敦家中接受英國《觀察家報》記者伊麗莎白 戴專訪。房間佈置頗為時尚，白色地板，墻紙上描着籠中鳥，古樸的椅子上鑲嵌着明亮的綠松石，連寵物貓也與時尚有關，名叫“可可”，大概源自時尚名人香奈兒的綽號“可可”。
可房子的主人舒爾曼卻不太像時尚界人士。她的長髮隨意散着，顯然沒有刻意打理，衣服不乏時尚元素，但並非誇張得拒人於千里之外：一件開襟羊毛衫，一條及膝裙，英國著名設計師安雅 希德瑪芝設計的高跟鞋看上去很舒適。最令戴驚訝的是，舒爾曼正津津有味地品嘗令人發胖的糕點。於是，採訪就從“骨感模特”這個話題開始。
“我認為這是時裝界的一大狹隘，令人沮喪，”舒爾曼説，“我不知道它從何而來，如果一定要追究的話，應該始於設計師，是他們把衣服裁剪得這麼小。模特若穿不進去，就得不到演出機會，於是經紀人不斷催她們減肥。然後便是攝影師，還有某些服裝雜誌主編，他們希望用一些很酷的女孩，而‘酷女’都與設計師合作，於是便成了現在的潮流。”
2009年6月，舒爾曼給幾大國際時裝品牌店寫信，包括卡爾 拉格菲爾德、約翰 加利亞諾、普拉達和范思哲等，抱怨他們的“超小號”服裝樣品迫使時裝雜誌主編不得不啟用“一身排骨”、“無胸無臀”的模特。
“我很高興自己寫了那些信。有無效果，不好説，但至少我努力過，”舒爾曼説，“依我們西方人的眼光，那些衣服的確穿在瘦人身上比較好看，但‘瘦’和‘病態的瘦’是有區別的。我經常和設計師們交流，但他們中大多數人視而不見。”
“偶然”入行
舒爾曼從小生活在倫敦上流社區貝爾格拉維亞，伴隨着打字機的聲音長大。父親二戰期間從加拿大來到倫敦，為《旗幟晚報》撰寫戲劇評論，母親經常給《服飾與美容》等出版物投稿。舒爾曼回憶説，父母親都是記者意味着自己以後也要當一名作家，“這對我來説好似一個夢魘，我想成為一個美發師”。
她在聖保羅女子學校上學時，成績一塌糊塗。她的妹妹倒是塊讀書的料，最近出版了一部關於都鐸時代詩人托馬斯 懷亞特的傳記，頗受好評。舒爾曼在薩塞克斯大學讀社會人類學，後來在一份名叫《21歲以上》雜誌做編輯助理，“一不小心”踏入新聞界，用她的話説，“純屬偶然”。
“我喜歡雜誌社的氛圍，從那一刻起，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舒爾曼説。她先後擔任《星期日電訊》女性版編輯、《服飾與美容》特稿編輯，1990年成為英國版《GQ》主編，兩年後執掌《服飾與美容》，時年34歲。
當時，她的任命在業內引起爭議。“她不是很時髦，”一名主編回憶，“她看上去像一隻搖擺的小雞，在圈裏也沒有多少經驗，可是你瞧，她做得多棒。”
在她的領導下，《服飾與美容》發行量大幅增長，如今穩定在每期20萬冊左右。在當前這個經濟嚴峻的時代，一本售價4.1英鎊的高端時尚雜誌能保持這樣的銷量，實屬不易。
拒絕完美
舒爾曼是個工作狂，兒子山姆出生後一直由保姆看護。“我媽媽記得他小時候總是説：‘我恨、恨、恨那個雜誌，我希望它死掉。’”舒爾曼笑着説，心裏有些愧疚。
因為自己的經歷，她對職場女性的態度堪稱“冷酷無情”。“事實就是，如果你暫時停止工作去生孩子，的確會影響你的事業發展。我知道應該有辦法解決，但真的很難。”
她説，《服飾與美容》雜誌社有很多姑娘，懷孕期間有種種計劃，可一生完孩子，變化就完全跟不上計劃。有的忙於照料孩子，無法回歸崗位，有的回來後不久又懷孕。如此折騰數年，她們便“落伍”了，只能遭淘汰，“你無法假裝不承認”。
那麼，她如何看待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我覺得有意思的是，我所在的公司，一家主要出版針對女性讀者的女性雜誌公司，卻依然由男性主導經營……我們應該完全平等地按勞分配，這絕對毋庸置疑，但我並不認為，女人像男人一樣善於為自己爭取權利。”
事實上，舒爾曼認為，在她執掌《服飾與美容》雜誌期間，業內最大的變化不是男女工酬是否平等問題，而是公關公司和時尚名人對行業的控制與日俱增。
“有些人，比如詹妮弗 安妮斯頓，要求做完專訪後對稿件和照片進行審查，她同意之後方能發表，”舒爾曼説，“我絕不同意任何封面人物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只是認為，這樣做不對，令人討厭。”
大概正因為此，她本人在接受採訪時格外平易近人，有問必答。當戴問她是否會為了取悅男人而改變自己時，她態度十分堅決：“絕對不會。”
她非常慶幸自己不是當代年輕女孩。回憶自己的年輕時代，她説那時穿比基尼不用退毛，和男人交往無拘無束，非常自在。可如今，“一個20歲女孩必須剃光體毛，精心打扮，做到完美無瑕，那種感覺真是糟透了，”她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