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就社保關係轉續及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等問題集中答覆網友時明確&&，相應推遲退休年齡已是一種必然趨勢，該部將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
　　對此，專家認為，要想維持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提高退休年齡是大勢所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強調製度的頂層設計。

　　推遲退休年齡大勢所趨

　　人社部稱，退休年齡的調整是一項複雜的社會經濟政策，涉及人口結構、人力資源供求、代際關係、社會保障基金平衡等多方面因素。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均壽命的不斷延長，相應推遲退休年齡，應該説是一種必然趨勢。
　　“我國關於退休年齡的政策還是上世紀70年代制定的，迄今已經約40年，人口預期壽命提高，計劃生育也使得繳費人數相應下降，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大變化，使得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已經成為必然趨勢。”中央財經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靈説。
　　另外，提高退休年齡也與我國基本養老保險長期未能實現做實個人賬戶的大環境有關。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中國個人賬戶記賬額1.9萬億元，其中做實賬戶僅2039億元，等於有1.7萬億元的缺口。而根據世界銀行此前公布的一份報告，如按照目前的制度及模式，2001年到2075年間，中國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萬億元。
　　目前，該制度基本上是通過在職人員繳費，來為退休者發放養老金，由於新納入體系的都是年輕人，只繳納不支付，現金流運轉尚可；但未來隨着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及人口壽命延長，養老金支付壓力必將逐漸加大。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披露的研究結果顯示，全國已有將近一半的省份當期收不抵支，只能靠財政補貼才能保住當期養老金的發放。“可以説，財政補貼已成剛性，政府填‘缺口’的代價太大了。”他指出，退休年齡作為一項重要參數，它的高低對養老金制度有很大影響。因此，推遲退休年齡可作為彌補養老金缺口的一個途徑。
　　人社部提出，對於延長企業職工退休年齡問題，還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見。有觀點認為，延長退休年齡利於進一步開發人力資源，增加退休後收入；也有利於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也有觀點認為，當前我國就業形勢總體仍供大於求，延長退休年齡，可能會擠壓崗位供給，進一步加劇就業緊張形勢。
　　對此，人社部&&，將在總結國內外一些做法和經驗的基礎上，立足於中國國情，結合養老保險制度的不斷完善和就業形勢的發展變化科學論證，隨着社會共識逐步增多，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基礎上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

　　西方國家紛紛提高退休年齡

　　“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女性退休年齡是50歲，也沒有幾個發達國家的男性退休年齡是60歲的。”鄭秉文説，我國實行男性60歲、女性50歲(女幹部55歲)退休的政策，與國外相比，退休年齡明顯偏低，“提高退休年齡是非常迫切的。”
　　據不完全統計，在OECD(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中，至今沒有提高退休年齡的只有6個，因為這些國家在半個世紀前就將退休年齡提高至65歲或67歲。長期來看，這也應該是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必然趨勢，尤其是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出現之後，歐洲國家紛紛開始提高退休年齡，增強養老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以期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
　　事實上，在我國，隨着老齡化社會的加劇和養老金支付壓力的凸顯，有些地方早已開始悄然行動。據了解，大約在5年前，上海就在部分行業試點過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這雖然是形勢所逼下的不得已而為之——多年來，上海市每年要拿出100多億元進行補貼，財政因此不堪重負；但結果卻頗為良好——據此前有關部分對試點行業進行的調查顯示，至少有7成多的涉及人員贊成試點。

　　制度更需頂層設計

　　其實，退休年齡只是目前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問題纏身的冰山一角。鄭秉文認為，如果沒有頂層設計和長期測算，該制度未來的可持續性將難以預期。
　　頂層設計首先講求支柱平衡。一般而言，養老保障可分為五大支柱，分別為：零支柱，即來自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的養老補貼；第一支柱，來自於企業僱主和僱員雙方繳費的基本養老保險；第二支柱，來自於企業僱主和僱員雙方繳費的企業年金制度；第三支柱，來自於商業養老保險産品市場的提供；第四支柱，來自於個人的其他家庭養老資源，例如銀行存款，再例如經營性資産收入(房屋出租)，還有子女饋贈和遺産等等。　
　　顯而易見，我國養老保險壓力目前主要集中在第一支柱上，所以，社會保障制度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儘管近年來國家承擔了很大的養老責任，但是，社會不滿意的聲音卻同步增長，呼聲一年比一年高。
　　相比之下，零支柱，即來自於財政轉移支付的養老補貼呈碎片化狀態，沒有全國範圍的統一政策。第二支柱即企業年金的替代率僅為1%。第三支柱，商業性養老保險的密度和深度與西方的差距都非常大。
　　“歐債危機告訴我們，如果其他支柱都是空的，只靠第一支柱養老會給國家帶來極大的財務風險，希臘就是這樣。”鄭秉文介紹説，有些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它的第一支柱替代率僅為40%，國家的壓力不是很大。但是，第二支柱的替代率在美國也是40%。第三支柱，美國的商業養老保險很發達，品種多，價格公道，適合各種各樣的消費群體，保險深度和密度都是中國的好幾倍。美國的第四支柱也是非常輕鬆的，美國的家庭存款平均只有1000美元，但大部分資産是以商業養老産品和其他金融資産的形式存在的。
　　其次，頂層設計要求重視市場的作用。　
　　“目前我國在養老制度國家和市場的關係方面嚴重失衡，可悲的是決策者沒有意識到這些失衡的惡果！”鄭秉文認為，重提市場的作用有好幾個方面，第一支柱上，目前最急迫的是，市場化首先要體現在巨大規模的社保基金投資體制上，提高收益率，提高基金的長期支付能力，提高財務可持續性，並且一定要認識到，投資體制是社保制度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第二支柱，大力發展企業年金制度，加大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政策力度；第三支柱本身就是市場化的一部分，但是它的深度和密度都太低。第四支柱同樣存在問題，比如在家庭資産的結構上，存款資産比較多，金融資産的品種和範圍比較少。
　　專家&&，隨着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未來我國的養老負擔會越來越大，一味地靠國家大包大攬，不發揮市場的作用，這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可能的，更是費力不討好的，既不利於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局，也不利於個人提高退休收入水平和多元化結構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