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的鏡頭比文字更具蠱惑力。沒有了風景、配樂和同期聲，劉暢筆下私人化的描述會讓你意識到，搭車去柏林的實際不過是兩個不再新鮮的老男孩與世俗生活秩序的鬥爭。
　　兩年前那場打着愛情旗號不顧一切的行走——從北京到柏林，穿越13個國家，歷時100多天，搭車88次(包括維族大爺的三輪車1次，伊拉克老農的拖拉機1次，吉普賽人的馬車1次)，行進1.6萬多公里，被熱血青年渲染為信仰的旅途，現在看來，更像一次出走。
　　愛情是谷岳的，與紀錄片導演劉暢無關。在此之前，劉暢經歷了一次生活變故。他自稱是個微不足道的導演，給電影《無極》拍過紀錄片，給電影《世界》拍過宣傳片。長期“飯票”是到雅魯藏布大峽谷、長江源等險峻的地方給Dis-covery拍探索紀錄片。是自由職業倒也還安穩。
　　其實他算是個腳踏實地的人。出去玩、拍電影，這些就像是積木旁邊的沙堆，他當然更愛玩沙子，可是他要把積木先搭好。好不容易到了要放最後一塊時，之前辛辛苦苦搭的卻一下子倒掉了，信任、依託、安全感一下子全沒了，又不知道從哪爬起來。
　　他帳戶裏只有10萬塊。夢想？算了吧，掙扎了10多年，無非是魔比斯環上又一隻螻蟻，以為有結束，爬到了才發現又回到開始的地方。
　　他累積的失望甚至嚴重到覺得這個城市拋棄了他。事實的確如此，他小時候在長安街沿線住，長大了就開始城市裏的遷徙，從三環外、四環外再到五環外的睡城。既然生活已經把自己越趕越遠，如果花上幾萬塊錢可以逃離，何妨越走越遠？
　　職業旅行家谷岳有很多粉絲，我不止一次見到豆瓣上有人稱他為“行者的精神領袖”。24歲那年，他辭了美國GE的工作，賣了家當，從西雅圖出發，帶着一隻背包，三台相機，和一張單程機票，花掉兩年零一星期，走了18個國家，最終回到出生地——北京。他懼怕一成不變的生活，害怕洋房好車、中産階層美好生活之下的枷鎖。他的膽怯因為美國國籍而擁有雙重標準，看你怎麼解讀。
　　説實話，劉暢的鏡頭比文字更具蠱惑力。沒有了風景、配樂和同期聲，劉暢筆下私人化的描述會讓你意識到，搭車去柏林的實際不過是兩個不再新鮮的老男孩與世俗生活秩序的鬥爭。
　　他們提到最多的是土耳其。這個並不富裕的國家和想象中不太一樣，平和沒有一點暴戾。行程中第二熱情的車主就在土耳其，年輕的大學副校長不僅請他們去家裏吃飯，第二天還專門請假帶兩人看古跡。
　　第一熱情的車主也在土耳其，開着豪車在晚上10點多把兩人送到並不順路的地方，半夜拉着他們看古堡和夜景，還主動幫忙&&住處——一個四星級賓館，房價100多美元。“我們打算哄走他，再找便宜的地方住。這位富二代卻已經付了錢：‘你們坐了我的車，就是我的客人。’”
　　你也更能體會他們在烏茲別克斯坦穆伊納克的釋放。40年前前蘇聯啟動的棉花農業計劃，將這個城市豐沛的水源不斷借調給中部，世界第四大內陸湖——鹹海的海岸線已經向後退去150公里，它逐漸變成一座沙漠。
　　他們在沙漠裏遇到了一個老水手，有60多歲，看著湖水慢慢消失，由水手變成了墓地看守者，看守這片文明毀滅後的遺骸。不是真的墓，鐵皮漁船擱淺在荒灘上，銹跡斑斑，船龍骨露出來，像一堆白骨。這場簡單粗暴計劃經濟造成的人為生態災難，代入到老人單薄生命時，同場是災難。在啤酒和劣質伏特加的作用下，閃爍着遲暮英雄的悲情色彩，“仿佛他的美好年華、青春、漁港的輝煌，全隨着湖水退去，再也沒有了。”
　　那天晚上，大家都沒睡好，聊到很晚。谷岳拿出手機播放歌曲《思念是一種病》。“當你在穿山越嶺的另一邊，我在孤獨的路上沒有盡頭。一輩子有多少的來不及，發現已經失去，最重要的東西，恍然大悟早已遠去。”
　　半夜三四點的時候，劉暢突然醒了，感覺有人在用手電筒晃他。睜開眼一看不是手電筒，是月亮升起來了，月亮太亮了，亮得像探照燈一樣，可以清晰看到周圍好幾十條船。這片湖的最後生命在倒計時，13年後將徹底結束，無法挽回。
　　這個守漁船的老人成為劉暢公路電影的素材。他的作品裏是一定要有小人物的。初步的構想裏，電影主人公是一老一少兩個男人，他們在生存重壓面前渺小到慘兮兮的，喜歡上同一個姑娘，於是結伴出發去尋找姑娘指引的地方，到達後卻發現是一片虛無。
　　劉暢剛剛總結出來，和谷岳所走過的路對他的改變是什麼。他不再抱怨方文山是個什麼東西，再惡俗的素材堆到一起都能圈走那麼多錢，那些拍所謂商業片的人，拖着舔過資本屁股的臉轉頭就要拍文藝片。
　　雖然他説自己拉不到大的投資，也拍不了黃金甲這樣的大製作，只能小打小鬧。以前總覺得沒機會，現在學會了製造一些機會。還有比19公里等了兩天搭不到車更難熬的經歷嗎？
　　從搭車去柏林到一路向南，出去兩趟積累的知名度沒有給他帶來實際的好處，小眾的紀錄片導演本來就搭不上同行們致富的快車。因為旅行，他還丟了一個單子，拍了5年的《勇闖天涯》因為撞檔期不能拍了，要知道報酬佔他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呢。不過邀他做伴的獨立行者也多起來，一位詩人和一位歌手計劃一路賣唱，穿越西伯利亞鐵路。
　　川子的《幸福裏》被劉暢用在了《開車去柏林》紀錄片的片花裏。
　　他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幸福裏/四萬多一平米/我每天賺錢很努力/花錢也很小心/可是要住進這幸福裏/需要三個多世紀。
　　在房價4000/平方米的時候，“北京的房子真值錢啊。”川子賣了房子開酒吧，生意一直淡淡的。但他總歸開了酒吧。
　　劉暢的一個上海親戚，年輕時是醫院的放射科醫生，把美女照成骷髏。退休之後和另一個老頭租了一輛車，搭着同樣是租來的兩個野模開到青海，風景好的地方脫了衣服一頓狂拍。雖然有點晚，但總算從骨頭拍到了肉上。
　　在去柏林的路上，某輛顛簸的卡車駕駛室裏，劉暢讀完了從2000年就開始捧起的《在路上》。在他送我的樣書的扉頁上，有《在路上》的最後一句，“完全沒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的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你還等什麼？再不出發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