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蒲松齡的嫡系後裔中，歷來有“長支藏書，次支藏像”的説法，但蒲價人並非蒲氏嫡系後代，這手稿是怎麼到了他手中的呢？
《聊齋》手稿
建國初，半部《聊齋》手稿從蒲價人後人手中面世，後存於遼寧省圖書館。那麼，是誰將手稿帶離淄川，手稿何以又只有半部，如今另半部手稿下落何在呢？
在蒲松齡的嫡系後裔中，歷來有着“長支藏書，次支藏像”的説法，但蒲價人並非蒲松齡的嫡系後代。這手稿是怎麼到了蒲價人手中的呢？
當時蒲氏家族因創建聊齋祠堂，而將存於蒲松齡長支後代手中的手稿一直存放在“總管般陽路，珍藏志異書”的聊齋祠堂(後稱蒲氏家祠)中。1861年，淄博地區發起的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劉德培起義爆發，兩年後，清軍血洗了劉德培的根據地淄城，這裡也是蒲氏家祠所在地，參與劉德培起義的蒲氏長支蒲人芷及其家屬也死於這場戰鬥，再加上一把大火焚燬了聊齋祠堂，使人們普遍認為蒲松齡留下的寶貴遺産已經化為灰燼。於是，有研究人員分析，很可能是蒲人芷感到祠堂隨時面臨毀於戰火的巨大危險，很有可能對聊齋祠堂中的重要藏品採取分散存藏措施，即選擇本族中部分為人可靠、住處又較隱蔽的住戶，每家代祠堂臨時保管數件藏品，等戰事結束再重新集中到聊齋祠堂中統一珍藏。蒲價人代為收藏的，大概就是他後來攜到瀋陽的《聊齋》手稿等三件珍品。
蒲價人的叔父蒲國標無子嗣，需從族人中選後嗣，他集資開鉛礦發了財，選誰為嗣就意味着會留給誰一筆鉅額財産。蒲價人有四個兒子，一家人滿以為這位胞叔會從中選一個為嗣孫，然而，胞叔卻過繼了自己已故叔父蒲蕊之孫蒲僩人為嗣。蒲價人擔心妻子為爭奪繼承權而與族人發生爭執，攜家出走，而持有《聊齋》手稿才是蒲價人出走的更為重要的原因。
蒲價人一家三代，輾轉山東淄川和遼寧瀋陽、西豐三地，家藏《聊齋》手稿達85年之久。蒲價人為了保護好手中的三件聊齋文物，毅然棄絕了名利科舉之途，也放棄了旅游觀光的舊日癖好，整個後半生默默地混跡於下層社會三教九流之中，從此不與官場和社會名流交接，的確做到了嚴守秘密、不動聲色地度過了數十年平平淡淡的小市民人生，將三件聊齋文物毫發無損地傳給自己的後人繼續珍藏，最終從孫子蒲文珊手中將半部手稿交給了國家。
考《蒲氏世譜》可知，蒲文珊為蒲松齡的十世族孫，喜歡讀書，對《聊齋》手稿的珍視勝過其父。1931年，奉天省圖書館館長袁金鎧得知手稿之事，遂商借選印，手稿便存入奉天銀行保管。由於“九一八”事變，到1933年夏，共選出有王士禎評語的14篇，刻印本未收入的10篇共24篇，題為《選印聊齋志異原稿》刊印。此時，已任偽滿洲國參議的袁金鎧與偽滿奉天中央銀行行長陳漱六，提出欲購買手稿。此前即有日本駐偽滿洲國的領事官員也曾以威脅利誘手法欲得到手稿。蒲文珊嚴尊祖訓，不為利害所動。在給袁金鎧的信中他寫道：“先祖遺墨，僅此稿倖存，雖有欲購者，但貧不賣書，古訓昭然，又何忍負先世保存之苦心也。……”以此向袁金鎧表明了自己決不出賣手稿的態度，從而將手稿取回。
蒲文珊為確保手稿安全，於居室北炕西墻開一小門，門前置一大衣櫃，櫃內設活板通此室。手稿則盛於漆木匣內秘藏其中，家人不得擅入其內。甭説局外人無法知道手稿的情況，就連其子女也不知詳情。
1948年冬，遼寧西豐縣開展土地改革運動，農會幹部到蒲文珊家中挖浮財，半部《聊齋》手稿也與挖到的浮財一起被拉到農會辦公室，扔到舊書堆裏準備用來燒炕取暖。這書被縣政府秘書劉伯濤偶然看到，遂得救。1951年春，西豐縣政府將兩函四冊《聊齋》原稿送到東北人民政府文化處，入藏遼寧省圖書館。經專家鑒定，兩函四冊是四函八冊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冊，共收入234篇，比刻印本多23篇，是極為珍貴的《聊齋》定稿本。
《聊齋》的另外半部手稿到底流落到何方去了呢？
史學界存在兩種説法：一種説法認為“虎將軍”依克唐阿在借到下半部三四函的二、五、六、八冊後，於1899年3月在北京病逝，接着八國聯軍侵佔北京，下半部手稿在這時被外國人搶去，流落國外。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北平晨報》曾報道説：“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圖書館藏有蒲留仙《聊齋志異》原稿四十六卷。”1941年偽滿報紙《盛京時報》曾援引德國的一則消息：“《聊齋志異》部分原稿48卷現存柏林博物館。”
另一種説法認為，依克唐阿1899年去世後，手稿被軍閥張宗昌購得。張宗昌生前曾囑託他的管家，萬一情況有變，務必將他所存《聊齋》手稿交給一位可靠文化人。張宗昌遇刺身亡後，他的管家想到與他同鄉的王森然是位教書的文化人，於是便將此手稿交給了王森然。王森然把手稿藏在平安裏以西北興胡同8號舊宅墻裏。十年浩劫期間，他家先後被抄過8次。最早於1966年8月的一天，管片民警王連生來王家報信説造反派要來抄家，叫王森然把最貴重的東西先交給他保存。王森然家藏古畫、古籍不少，但他認為最珍貴的當屬這半部手稿，於是，他就將手稿交給了王連生。誰知這位民警並不認為這幾本舊書有什麼價值，便將其交給了街上收舊書報的。從此，這部分《聊齋》手稿銷聲匿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