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乾隆、嘉慶三朝均留下了用鐘錶隨侍的記載。如，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十八日首領太監薛勤向郎中海望傳達雍正帝旨意：“着向養心殿造辦處要好的表一件，隨侍用，欽此。”當日，海望把情況稟報給負責造辦處事宜的怡親王允祥。怡親王指示從自鳴鐘處收貯的好表中選一件交進侍侯。這件事當天便落實了，首領太監趙進忠將一件銀盒銀套表交給太監武進慶，由其進呈雍正帝。
　　就目前所見的檔案而言，雍正帝用鐘錶隨侍只是個別現象。而乾隆時期，使用隨侍鐘錶屢見不鮮。如，《內務府奏案》第127號記載，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十一月初七日，自圓明園往京城內移挪作坊。
　　隨同抬運的有隨侍鐘二件，賞用鐘錶一箱，圓盒鐘錶一箱等。甚至南巡時還成為一種定例。乾隆帝傚法其祖父康熙帝，曾六下江南，進行南巡。因每次南巡時間長，路程遠，故一般在頭年就開始着手預備沿途御用之物。除馬匹、船隻、車輛等不可或缺的輜重外，在龐大的隨行隊伍中，始終有架子鐘二座，小鐘錶二十件。
　　這些鐘錶也照例在頭一年預備好，整裝待發。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承做活計清檔》中對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和二十六年(1761 年)做鐘處準備工作情況有記述。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副催總福明來説，為此次南巡，出外隨侍架子鐘二座，小鐘錶二十件，應用鞔黃綢氈胎套上黃綢二塊、紅綢油挖單二塊、黃綢挖單五塊，自十八年行過，自今俱已糟舊，不堪應用，請照數另行新換做一份，以備出外應用。” 乾隆二十六年的情況與二十一年相同。十二月初八日接到押帖一件，其中提到明年南巡，出外隨侍用二座架子鐘、二十件小鐘錶。這些鐘錶上需用胎套、油挖單、挖單，雖然二十一年已經做過，但目前不敷使用，所以請照原數重新做一份備用。
　　與雍正、乾隆兩位皇帝不同，嘉慶皇帝言語中流露出其對鐘錶和機械玩具持排斥態度。嘉慶四年(1799 年)十一月的一條上諭表明了他的看法：“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稟，非矯情虛飾。粟米布帛，乃天地養人之物，家所必需。至於鐘錶，不過考察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恒業乎？尚有自鳴鳥等物，更如糞土矣！”儘管如此表白，事實上，嘉慶時期不但宮殿中像其父乾隆帝一樣陳設了大量鐘錶，而且往來於紫禁城與圓明園之間也有隨侍鐘錶相伴。清宮檔案中留下了相關記載：“嘉慶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福喜傳旨：城園二處來回陳設用玩意表兩對。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喜傳旨：城園二處來回陳設用玩意表一對。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福喜傳旨：城園二處來回陳設禦制時刻鐘一件。”
　　隨侍鐘錶通常收貯在清宮做鐘處庫內，皇帝出行時派員從庫內抬出，皇帝回宮後，這些鐘錶即被收進庫內備用。除皇宮外，清帝時常從圓明園、熱河避暑山莊出發巡幸各地，因此，這兩處也收貯有隨侍鐘錶。如：乾隆時期，熱河避暑山莊便收貯有架子鐘二件，大小鐘錶四十一件，日晷一份等。嘉慶時期，為了補充圓明園的隨侍鐘錶，從紫禁城養心殿東暖閣撤出一對頭等鐘錶——鍍金琺瑯倒環頂鳥籠問樂鐘。值得玩味的是，視自鳴鳥為糞土的嘉慶帝，恰恰把以自鳴鳥為主體的鳥籠鐘作為隨侍鐘錶。
　　與宮廷中陳設鐘錶不同，隨侍鐘錶被經常搬抬，風吹、日曬、雨淋在所難免。因此，對它們的防護不容忽視。做鐘處採取的措施是：先給鐘錶套上薄厚、軟硬不同的套子，如，黃綢氈胎套、黃綢軟套等。然後蓋上各種挖單，如：黃綢挖單、畫龍挖單等。最後蓋上油挖單。所謂的挖單就是苫布，油挖單則是能防水的苫布。因經常外出，加之風吹、日曬、雨淋，套子、挖單幾年後便糟舊不堪，對此，造辦處均依照舊式另行製作。
　　如今，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鐘錶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隨侍鐘錶，乾隆時期清宮造辦處製作的金漆樓閣式鐘便是其中之一。鐘高36 厘米，寬23 厘米，厚16 厘米，是乾隆帝到天壇舉行祭祀大禮時攜帶的隨侍鐘錶。鐘有走時、報時、報刻三套齒輪傳動系統。鐘盤是典型的乾隆禦制鐘式樣。中圈是黃地彩繪花草琺瑯，用來上弦的三個鑰匙孔，均勻排列在圈的下半部。
　　上半部有弧形開光。琺瑯表盤的開光處是白琺瑯描藍邊，其內是藍色楷書“乾隆年制”。代表時間的羅馬數字和阿拉伯數字劃在白色琺瑯環上。琺瑯時刻環外的剩餘空間是與中間圖案一致的黃色琺瑯。這樣的幾種顏色相間表盤，比起單一的同色琺瑯，工藝要複雜，製作起來要困難得多。這也正是禦制鐘不同於其他鐘錶之處。鐘的底座內有抽屜，抽屜內盛放着三個冊頁、三個手卷，其上分別書寫乾隆帝“禦制祈谷齋居詩”、“禦制南郊齋居詩”和“禦制常雩齋居詩”。祈谷、常雩是在天壇舉行的大祀，對此，乾隆帝賦詩記述。
　　在清代，用鐘錶隨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鐘錶與皇帝的行蹤可謂如影隨形，成為第一重要的日常計時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