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正常使用的機械錶，壽命大體可以維繫幾十年。分針秒針滴答走過，一圈復一圈，刻下時光的年輪。
　　一個手錶品牌，走過50餘年，飽經風雨，幾度浮沉，在時代的表盤上勾勒出清晰的軌跡。
　　上海牌手錶曾經是民族輕工業的驕傲，素有“中華第一表”之美譽。在票證年代，擁有一塊上海牌手錶曾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刷下，上海牌手錶也曾迷失，生産停滯，銷量熄火。進入新世紀，上海牌手錶重回我們視線，幾十萬標價、陀飛輪、玫瑰金……進軍高端市場的上海牌叫人刮目相看。
　　上海牌手錶的興衰，既是日常生活變遷的見證，也濃縮了一部民族輕工業的成長史。有首歌這樣唱道，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讓我們推開時間的大門，看看上海牌手錶的表針旋轉，走出了多少光陰的故事。

　　六個人戴的手錶中就有一隻上海牌

　　昌化路近昌平路是典型的上海老街區，兩車道，街沿窄小，菜場、雜貨店林立在喧囂的市聲中。上海欣迪表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葉永明用四張長桌拼出一個攤位，在沿街的弄堂口賣手錶。攤位上擺放着多種款式的上海牌手錶，不時有路人過來詢問，葉永明一一作答。順着弄堂向裏望去，青磚墻挂着幾塊銘牌，其中一塊寫着：上海手錶二廠銷售部。
　　原是上海手錶二廠銷售科科長的葉永明略帶自嘲：“以前輝煌的國有大廠，每天生産那麼多只手錶，現在像個體戶一樣在弄堂口練攤。 ”葉永明的辦公室也在弄堂裏，多人共用，老式木桌的玻璃&板下邊壓着各種文件，頗有幾分“老國企”的味道。雖然眼前的場景略顯沒落，可葉永明拿出十餘款手錶，如數家珍，上海牌手錶輝煌的過去在眼前漸次展開。
　　上海牌手錶在共和國民族工業史上有着特殊意義。建國之初，中國手錶還不具備自主研發能力，主要依靠國外進口，以致周恩來&&&出“什麼時候能戴上我們自己生産的手錶”之問。1958年7月1日，上海手錶廠研發的A581型上海牌手錶在第三百貨商店面市，A581寓意“1958年第一種機芯”，A581首批共生産13600隻，售價60元，這在當時絕對算得上“奢侈”等級的物件，周總理就是首批擁有者之一。中國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歷史在上海牌這裡畫上了句號。
　　此後，上海牌手錶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上海手錶二廠也是在這一時期發展壯大的。上海手錶二廠的前身是上海第五鐘廠，1968年改為手錶二廠後，開始生産解放牌手錶。1972年，解放牌手錶走完了4年的短暫歷程，取而代之的是後來成為手錶二廠標誌産品的寶石花品牌。當時，全國的手錶普遍使用統一機芯，不僅寶石花如此，其他國內知名品牌，如天津手錶廠的海鷗牌及西安紅旗手錶廠的延安牌也依靠統一的“心臟”跳動。
　　據業內人士介紹，上世紀70年代，每六個佩戴手錶的人中，必然就有一個戴的是上海牌。國家輕工業部在全國38家手錶廠定點生産統一機芯的手錶，上海四家手錶廠的銷量就佔據了全國的半壁江山。“上海表，中國芯”可以説是對當時中國表業版圖的最好概括。
　　銷量的提升帶動了産業規模的升級。葉永明透露，從1968年直至停産，上海手錶二廠累計生産手錶約4600萬隻，上繳稅利12億元，按時價可再造23個手錶二廠，鼎盛可見一斑。而“老大哥”上海手錶廠在1958年建廠到1995年期間，産量更是達到1.2億隻，創造稅利52億元。上海鐘錶公司總經理董國璋回憶上海手錶廠的全盛時期，員工近6000人，“從十六鋪到楊樹浦都有，上班像漲潮，下班像退潮”。
　　在尋常百姓眼裏，擁有一塊上海牌手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在上世紀70、80年代，雖然上海牌手錶的産量呈上升趨勢，仍難以滿足龐大的市場需求。為此，國家制定了統購統銷的策略，給手錶制定統一價格。葉永明回憶説，當時上海牌手錶半鋼材質賣110元一隻，全鋼賣120元，寶石花和鑽石牌的價格也在90到110元之間。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僅36元，要3個月收入才能置辦一塊上海牌手錶。
　　不僅售價高昂，在那個票證年代，購買手錶還需出具 “手錶券”。葉永明清楚地記得，“在1974年到1978年間，大概100個人才能輪到一張票證。哪個同事準備結婚，其他人就會把票證優先給他，採辦大件在當時不是容易的事。 ”事實上，手錶和縫紉機、自行車並列當時的結婚“三大件”，坊間還流行一句俗話：如果沒有上海牌手錶，就沒有姑娘願意嫁。
　　因為定價較高且供不應求，在計劃經濟年代，手錶廠的業績可觀。現任上海恒保鐘錶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鄭圭中原先分管上海手錶二廠的生産，“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手錶廠效益很好，但那時工資和福利發放比較規範，表廠不直接發錢，拿錢投三産，養雞養鴨，到年終就發蛋發肉，一家人都吃不完”。
　　這段時間也是葉永明眼中手錶廠的 “黃金時代”，“大家都在拼命生産，一天能生産一萬隻手錶”。這樣的崢嶸歲月裏，上海手錶二廠並不滿足於機械錶的銷售，也意圖拓展電子錶市場。1991年，手錶二廠抵押了一幢大樓，抽取貸款中的500萬元投資研發國內最早的電子錶。研發成功後，手錶二廠在成都舉行盛大的新聞發布會，産品經成功推介，銷售在一週內快速飄紅。但令人嘆息的是，一週之後，退單如雪片般飄來，讓葉永明有些措手不及，“問題出在産品質量上，我們雖然把電子錶開發出來了，但産品合格率僅在90%左右，而深圳飛亞達表業幾乎是和我們同一時間在成都推出一款電子錶，機芯從日本進口，合格率可以達到99.9%，我們一下子就被打敗了”。説起與飛亞達之役，葉永明掩不住惋惜，“那時候500萬真的是一筆鉅款，投資一失敗，就這麼打水漂了”。
　　成都一役只是前兆，葉永明也許不會想到，曾經貴為國貨“大件”的上海牌機械錶會在短時間內與外資企業和電子錶展開遭遇戰。之後，上海牌手錶離市場漸行漸遠。 “80後”成年，他們戴着各式電子錶，他們心目中的“大件”也不再包括機械錶。

　　2880元、8800元、10萬元

　　面對電子錶“潮水般的衝擊”，在葉永明看來，國內表業的“老大哥”們近乎完敗。
　　歸結原因，葉永明&&，上海牌款式較為單一，設計感不強，面對琳瑯滿目的電子錶，自然落於下風。在技術上，電子錶操作簡單，機械錶每天要上發條，過於繁瑣。論價格，電子錶也低於機械錶。不復昔日輝煌，國有表廠大多歷經資産重組、員工分流，最盛時有3500名職工的手錶二廠，如今整個銷售科僅剩6人。 “手錶二廠對外還挂名，但事實上近乎名存實亡。 ”葉永明説，他們銷售科如今也就是賣賣庫存表。
　　上世紀70、80年代還賣到100多元的寶石花女錶，如今在葉永明的攤位上已經賤賣到30元一塊，倉庫存貨還有大約兩萬塊，而庫存已不多的經典“三白”白殼、白麵、白針上海牌手錶，也僅售價300元。據介紹，最早開始銷庫存表的時候還賣不到這個價錢，這些年，“老克勒”懷戀舊物、年輕人崇尚復古，再加上新上海牌的“復出”，不僅帶動了庫存表的銷售，也推高了價格。
　　在庫存表賣一隻少一隻的同時，新上海牌也在醞釀它的新故事。
　　上世紀90年代末曾興起過一場“軋表運動”。當時，上海手錶廠推出以舊換新的營銷活動，每塊舊上海牌手錶加上幾十元錢，就能換一塊全新的上海牌。有消費者質疑是否會拿回收的舊表重新打磨冒充新表，表廠領導當即&&可公開接受監督，用壓路機軋去了大量回收來的舊表。如此一來，尤其是一些老款的上海牌手錶存市數量銳減。
　　不少嗅覺敏銳的表人發現了上海牌手錶式微中的商機。鄭圭中是新上海牌陀飛輪手錶的主要生産商之一上海恒保鐘錶有限公司的總經理，2003年左右，他開始籌建恒保公司，做的第一樁事情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回收上海牌舊表，收購價格在30元到50元一塊，“當時就策劃好想重新推出上海牌的復古款，大概投入了幾十萬資金，當時也是冒了一定風險的。 ”
　　2004年，公司成立後，推出的第一款産品就是限量500塊的上海牌A581復古版。所謂復古版就是在全新的表殼裏裝着回收來的舊機芯。當時，A581復古版在香港和上海兩地同時推出，定價2880元。鄭圭中坦言，“當時定2880元，心裏也沒底，覺得是天價，所以想在香港和上海同時上市。在銅鑼灣還拉過一個"上海牌A581復古版"的橫幅廣告，可以説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結果，在香港的銷售出乎意料得火，很快就售罄了。 ”
　　鄭圭中特別提及了銷售A581復古版時一件至今仍令他“耿耿於懷”的事。當時，一家公司看到了A581復古版的廣告，直接找到廠家希望能預訂30塊。鄭圭中覺得碰到了大客戶，難抑心中欣喜，之後，在總共500塊表賣掉400多塊之後，這家公司又捲土重來，希望再訂購一批。這時已經意識到要“惜售”的鄭圭中竟然在一本雜誌上看到這家公司出售上海牌手錶的信息，標價則是讓他咋舌的8800元。談及這段遭遇“二道販子”的經歷，鄭圭中笑言，“各人賺各人的錢，也無可厚非，而且我還挺感激他們，他們也幫助上海牌做推廣，讓上海牌的價值受到更多人的認可。 ”2006年，恒保與上海表業合作推出1000塊上海牌SS-1復古版，仍在香港及上海兩地同步銷售。這一次，上海的銷量情況明顯好於香港。
　　受訪時，鄭圭中腕上佩戴着一款上海牌手錶，兩隻陀飛輪各自每分鐘自轉一圈外，手錶表面每一小時也公轉一圈。陀飛輪技術在內行人眼裏是高深的，這種鐘錶調速裝置代表了機械錶製造工藝中的最高水平，但在外行人看來，就是表面上多了旋轉。 “我戴的這個是軌道雙陀飛輪表，這個技術即便放眼世界也處於領先水平。”鄭圭中不無自豪。陀飛輪技術誕生於兩個世紀前的歐洲，始終由歐洲鐘錶師傅獨掌。 2005年，上海牌出品首塊陀飛輪手錶，第一批推出50塊，紀念上海牌誕生50周年，每塊定價10萬元。《上海手錶也能賣世界名錶價》，當年《解放日報》頭版出現了這個大標題。
　　上海牌陀飛輪的面世被業界視作中國表業擺脫“廉價、低端、代工”標籤的創舉。鄭圭中介紹説，上海牌陀飛輪是純手工製作，形如瑞士鐘錶作坊的模式。創新之處在於，瑞士的每一塊高端表的製作工藝均由一位鐘錶匠獨立完成，而在恒保，每一項零件製作都有專項人才分工，並有專人裝配。團隊合作大大提升了生産效率，也使得專才在單項技術上更為精通。
　　總戴着上海牌陀飛輪的鄭圭中常愛逛逛鐘錶店，營業員常常投以羨慕的眼光，“他們看過那麼多表，但都説沒見過真的陀飛輪。 ”能生産上海牌陀飛輪，鄭圭中難抑自得之情。有幾款上海牌陀飛輪要賣到30多萬一隻，“相當於一輛不錯的轎車了。 ”

　　講昨天的故事，打造明天的世界頂級

　　2010年上海世博會上，一款上海牌SS-1型機芯手錶作為上海歷史的見證參與展出，證書上鐫寫着：“回顧上海手錶發展歷史，弘揚民族工業創造精神”。而在“神舟七號”載人飛船升空時，宇航員翟志剛航天表的機芯，也烙下了上海牌自主研發的印記。
　　在流轉的時光裏，上海牌既是記憶，又是現實。世博會期間，有香港、台灣的記者輾轉找到葉永明的攤位，寫成報道，手錶二廠的銷售部迎來“客流高峰”。葉永明直言，港&游客往往一買就是2、3塊，現在，也有更多年輕人流連在攤位前，通過戴上海牌尋求別致的時尚感。“現在世界名錶多了，流行品牌也不少，反倒是上海牌有點特別。年輕人就通過稀有來凸顯復古時髦味。”説起年輕顧客，葉永明頭頭是道。而另一類顧客，則完全是手錶收藏愛好者，“常常也有些老客戶到我這裡來，扔下3000元錢，説老葉，你看著給我配點表。 ”在葉永明看來，這些都是上海牌手錶的有緣人。
　　紀念款的手錶也寄寓着不同時代的感情。1992年，西昌衛星中心發射衛星，特地請上海手錶二廠趕制了3500塊紀念表，如今在二手市場也難覓蹤影。 1990年左右，寶石花品牌生産了十余種景泰藍懷錶，每批做200塊，翻了幾次單，其中一款鐫有鎏金佛像，很特別也很受喜愛。在葉永明看來，每一款上海牌的背後都有耐人尋味的一段故事。他自己説，擔任銷售科長期間，除了台灣，中國各地都已去過，如今守着一方表攤，全部的營銷方法和內心期待就是“和有緣人講講上海牌手錶的故事。 ”
　　而主要負責上海牌陀飛輪手錶生産的恒保，則用推陳出新演繹着新上海牌的時代聲音。
　　採訪中，鄭圭中展示了近十款不同款式的陀飛輪表，其中一款僅琺瑯彩材質的表面就耗費過萬元，邀請瑞士設計師專門設計圖樣。除了生産團隊，恒保也擁有自己的設計團隊，自主研發是恒保堅持的道路，鄭圭中堅持品牌的維繫要靠技術人才的培養。 “雖然我們的企業規模不大，但擁有不少技術專利，技術人才可能相比一些規模過千人的大企業還要多。 ”據介紹，上海牌陀飛輪表還提供個性化的刻字、更換錶鏈等業務。目前，上海牌陀飛輪表鮮能買到現貨，顧客需排隊預訂，在3到6個月內定制完成。
　　從淡出手錶二廠的國企舞&，到利用陀飛輪重振“上海牌”，鄭圭中眼看著上海牌的起落，“心中還是有很大的成就感。一直從事手錶行業，對民族品牌還是很有感情，就希望能按照現有的方向將上海牌發揚光大。 ”目前，上海牌陀飛輪手錶還未産生國際性的影響，鄭圭中也坦言，“一步步來，首先立足中國，將上海牌打造成國內手錶的高端品牌。 ”
　　鄭圭中的展望未來和葉永明的守望過去，都只是上海牌手錶成長的一個剖面，背後悠悠的時光和濃重的民族品牌情感，有更多的人在書寫。瑞士名錶百達翡麗的廣告語説：“您從未真正擁有百達翡麗，僅僅在為下一代保管它。 ”對上海牌手錶而言，這一代的愛與痛，都是民族品牌的切膚記憶，也終將通過光陰的故事傳達給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