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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陸前高田市一個避難所前，一名兒童和大人一起跟着志願者做廣播操。地震海嘯給人們帶來難以磨滅的心理創傷，但只要看到孩子們充滿朝氣的笑臉，就再一次充滿希望。記者 季春鵬/攝

人們在目黑川附近賞櫻期間舉行義賣活動援助地震災區。記者 藍建中/攝

    長達20年的經濟低迷，讓日本年輕一代變得敏感而脆弱。當“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災難”突然降臨這個國家之時，這些嬌生慣養的年輕人能否肩負起重建家園的重任？

　　考驗

　　在東京北部崎玉縣的難民中心，18歲的長束恒宇(音譯)正排隊領取救濟衣服。他神情嚴肅，憂心忡忡。他家位於福島附近的雙葉，在3月11日的地震中化為一片廢墟。由於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情況日趨嚴重，連日來他輾轉於數個避難所，疲憊不堪。
　　但對他來説，這些都不算什麼，他擔心的是自己剛剛高中畢業，學校卻沒來得及舉行畢業典禮。在這個非常講究儀式的國度，“畢業典禮標誌着我們長大成人，從此步入社會，”長束恒宇説，“可我沒法開始我的未來，我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騰飛之後，日本陷入長達20多年的經濟泡沫。當這個高技術的後工業化國家在漫長的經濟衰退中掙扎時，它的年輕人也慢慢變得衰老、憔悴。
　　針對年輕人過度消費和大批失業現象，日本近年來出現了許多新興名詞，足以編撰一本厚厚的辭典。比如，“飛特族”，指15歲到34歲之間沒有明確職業目標、隨性打工、經常失業的低收入人群；“宅人”，指脫離社會、把自己長期關在家裏、焦慮不安的年輕人；“草食男”，指生活態度被動、注重自己形象更勝於事業的小夥子；“寄生客”，指一些年輕人即使擁有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也要賴在家裏，與父母同吃同住，以便節省一切開銷，將所有收入用於滿足個人的各種慾望……
　　如今，一場導致上萬人死亡、失蹤、36萬人無家可歸的災難，讓這些嬌生慣養、脆弱敏感的年輕人面臨新的考驗。

　　團結

　　長束恒宇暫時避居的難民中心位於崎玉縣超級競技場，那裏原來經常舉行搖滾音樂會。自地震後，當地年輕人又一次聚集在這裡，卻是為了另一個原因。
　　早晨9點半之前，難民中心已經接受了500多名志願者，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人，另有1500名準備第二天再來“碰運氣”，看是否有機會提供幫助。
　　18歲的石井正行幸運地得到一個做志願者的機會。他笑容滿面地舉着一個牌子，上面寫着“60歲”。他的一個朋友也舉着一個牌子，上面寫着“婦女”。這個二人組合的任務是協助組織60-69歲的婦女難民去進行每日一次的洗浴。
　　“有人抱怨日本年輕人缺乏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石井正行一邊跺腳取暖，一邊説，“但真正危險來臨時，我們願意提供幫助，不只是出錢，而且付出實際行動。”
　　誠如石井正行所言，地震發生之後，無數年輕人加入志願者隊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些有社會工作經驗的人還幫助難民尋找失散親人，協助救援工作。
　　在東京的澀谷區，一名自稱是“飛特族”的年輕人田中光和他濃粧艷抹的女朋友對記者説，為了節約用電，他們將家裏的暖氣關了，還向災區捐了款。田中説：“我知道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想盡我所能做些什麼。雖然現在的日本到了晚上有點黑，但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就會變得光明。”
　　歷史往往如此：因為不測之事而讓社會態度發生根本改變。東京同志社大學經濟學教授林利彥説：“就日本而言，長達20年的經濟停滯並不足以改變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但這次危機不同，它是催化劑，終將改變日本。”

　　現實

　　上個世紀，日本曾兩次從廢墟中重新站起。一次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14萬人喪生；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300萬人死亡，許多城市毀於美國的轟炸。而面臨今年的大地震，目前還很難預言，日本的年輕人能否肩負起振興國家的重任，因為他們面臨諸多問題：近1/10的年輕人失業，近1/3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更多人只能打零工。
　　即使在災難發生之後涌現出許多捲起袖子準備大幹一場的年輕志願者，他們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組織指揮救災物資的供應和分配。然而，今天的日本缺少的正是這樣的政治家和官員。“現在的情況是，有許多年輕人不知道該做什麼。但凡有人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他們就會聽從指揮，努力工作，”東京志願者山本鲇上説，“但直到現在，我也沒有看到政治舞&上有一個人站出來。”
　　美國《時代周刊》説，日本首相菅直人只是為3月11日大地震貼上一個標籤——日本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災難，從此便從公眾面前消失。之後，他將重建任務交給行動緩慢、效率低下的官僚機構。面對這樣一個政府，不難理解為何1/3的日本年輕人從未參加過投票：因為他們根本不屑於去投票。
　　不僅日本政客官僚反應遲鈍，連日本工商界也染上這種通病。政府官員退休後，常常任職於企業高層，這些企業通常是他們當官期間負責管轄的企業。東京電力公司正是政府與大型企業間這種微妙關係的受益者。在此次核泄漏危機中，它因沒有及時通報事故進展而飽受批評。

　　希望

　　但不可否認，日本社會的確因此次地震而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東京，38歲的谷山酉次郎通過“臉譜”網站組織為地震捐款。這個有時主持電視娛樂節目的年輕人正積極備戰東京都知事選舉，他諷刺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一隻食古不化的“恐龍”。
　　谷山酉次郎在國外長大，主張日本應當更多地擁抱世界，體現國際主義色彩。他註定不會贏得選舉，因為選舉規定，禁止採用互聯網手段開展競選活動，而他的支持者基本上是“網絡一代”，但他至少喊出了年輕一代的不滿和憤怒。“日本缺乏生機勃勃的領導力量，任由我們在大洋上飄零，”谷山酉次郎説，“年輕人不得不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受夠了。我要打破這陳舊的體制。”
　　年輕一代真的能改變日本嗎？如果他們真的有意擔此重任，首先應當清楚地認識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從未參與投票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安達健太郎説：“地震之後，我們中有很多人第一次感到充滿力量。我的朋友中，很多人以前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現在卻在問：我們能做些什麼？”
　　這股力量究竟能維持幾個月，還是幾年，沒人知道。但即便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也顯示出這種令人鼓舞的積極跡象。剛剛初中畢業的金澤井多來自被海嘯吞沒的小鎮氣仙沼。他和家人現在一個避難所臨時居住。為了打發時間，他當了一名志願者，幫助打掃避難所衞生。“只要我們有事做，就會忘掉悲傷，”這個兩頰紅潤、肩膀寬闊的男孩説。
　　對於金澤和他的同齡人來説，生活中還有很多事值得期盼。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他和兩個朋友一起去另一所學校查看地震前舉行的中考的成績。看到三人的分數都超過了各自選報的高中錄取線，他們擊掌歡呼。對這些年輕人來説，災難或許還會延續，但生活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