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輕人在&&的“環境保護署”外舉辦守夜抗爭晚會。他們唱歌、演講，並在晚會結束後就地舉辦分組環境論壇，談着白海豚與濕地，直到凌晨在路邊的人行道上睡去。
　　在香港，過去這兩年，80後青年的社會運動成為重要社會現象。他們反對建立香港到深圳的高鐵、保衛這條高鐵經過的農村菜園村，幾千人圍住立法會，幾十人下跪苦行，希望喚起社會關注。這些衝撞與反抗震驚香港社會，讓學者和媒體紛紛尋找各種解釋，為何原本以為比較自利、冷漠的新一代，竟然掀起香港社會的巨大騷動。
　　這個80後/七年級生現象也正在台灣發生。
　　1980年代時，隨着整個社會力的解放，各種風起雲涌的社會運動開始衝撞體制，校園中也出現學生去爭取學生權益，或者走出校園參與社會和政治運動，到1990年3月，在中正紀念堂的野百合運動為最高潮。此後，大規模學生運動逐漸退去，許多人開始説學生運動已死。
　　到了2000年以後，當這些成長到20歲的80後進入公眾視野，人們開始説他們是不能承受壓力的“草莓族”，或者説是不行動只會在網上發牢騷的網民，説他們更現實、功利，不重視嚴肅的思考。
　　這個説法有事實也有迷思。
　　首先，在1990年代，隨着台灣逐漸建立起形式民主、早期反體制社會運動的日益制度化與專業化，以及伴隨着消費主義的強大支配力，1980年代大規模的反抗風潮似乎只成為浪漫鄉愁。以往，反對者可以把所有問題都認為是長期執政的國民黨的罪惡，但現在對新一代的青年來説，抗議的對象不再如此簡單，問題更為複雜，但這當然不代表社會矛盾真的減少，而是需要更深刻的反省與思考。
　　再者，這個青年世代的確在某程度上比20年前更輕盈，但這不是專屬於這個世代青年人的特質，而是當前整個台灣公共領域的病症，台灣的公共領域尤其媒體日益蒼白貧乏，八卦娛樂化。我們必須自問：現在台灣主要媒體提供多少思辨養分給年輕人？當很多人説現在的學生缺乏歷史感時，主流媒體又有什麼歷史感？20年前雖然信息相對稀少，但是有更多深刻討論問題的報紙版面和思想性雜誌。
　　當然，這是一個網絡時代，因而主流公共領域之外存在更多另類的公共領域，讓有心的年輕人更能接觸到廣泛而深刻的信息與知識。這也使得上述的結構性困境有了一個出口。
　　而事實上，從1990年代初期至今，校園中從來不乏關心或從事校園改革或社會實踐的學生。而從六七年前開始(也正是網絡開始普遍時)，更逐漸形成一個新的“行動主義”青年世代：先是有一批年輕人開始守護樂生療養院的行動(這個療養院是一個住了一批麻風病患並具有文化古跡意義的場所，政府為蓋“捷運”要拆遷)，令人意外地吸引大批年輕人參與，並逐漸形成一個行動網絡。然後2008年年底爆發“野草莓運動”，幾百人從坐在“行政院”到在自由廣場埋鍋造飯，要求修改台灣過時保守的“集會游行法”。
　　此後這幾年的社會運動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積極的年輕人投入，尤其是這幾年火熱的農村議題和環境議題，如反對農業再生條例對農業的傷害、反對中部科學園區對環境的破壞、反對國光石化工廠對環境與食物的污染等等，這批青年行動者已經成為這些運動的街頭前鋒，或是深耕社區的草根工作者。
　　例如在今年1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輕人在&&的“環境保護署”外舉辦守夜抗爭晚會。他們唱歌、演講，並在晚會結束後就地舉辦分組環境論壇，談着白海豚與濕地，談着土地正義，談着台灣的環境願景，直到凌晨在路邊的人行道上睡去。這場活動的組織者是“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就是一群以80後為主的年輕人。
　　這不是一個特例，而是這幾年台灣公民運動的一個重要現象。在此之前，既有的社運團體和NGO是各種社會運動的行動主力，學生大多只是參與他們組織的活動。但這幾年這些大多不屬於特定社運團體的年輕人，卻在這些重大議題上扮演了與既有的NGO攜手並進的角色。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當然是網絡的興起，讓這群年輕人可以透過網絡連結起來，並進而産生行動，而不用像以往必須依靠NGO團體作為主要協調的組織機制。
　　1960年代曾有一首歌曲《時代正在改變》成為那個時代台灣青年運動的經典歌曲，而如今聽來竟是如此貼切：
　　“政客們，請注意人們的吶喊/不要在阻擋在路上……一場戰爭正在外面進行/憤怒地進行/並且將撼動你們的窗和墻/因為時代正在改變／／父母們，不要批評你不了解的東西/你的兒女已經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幫忙，那就不要成為變遷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