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之死

    一個名字，已經是那麼的著名，甚至在中學生的歷史課上，教師講到法國大革命時，往往都會提到，稱他是一位遭敵人暗殺的革命家和英雄。但也有一些人並不這樣認為，而把他看作是一個嗜血成性的劊子手。大衛和波德里兩位畫家表現他被刺殺的繪畫可以代表這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個名字，已經是那麼的著名，甚至在中學生的歷史課上，教師講到法國大革命時，往往都會提到，稱他是一位遭敵人暗殺的革命家和英雄。但也有一些人並不這樣認為，而把他看作是一個嗜血成性的劊子手。大衛和波德里兩位畫家表現他被刺殺的繪畫可以代表這兩種不同的觀點。
　　讓－保羅馬拉(Jean-PaulMarat，1743-1793)生於瑞士納沙泰爾附近的布德利(Boudry，Neuchatel)。成年後的十年間外出尋求機會，沒有人確切知道他的情況，可能包括波爾多、巴黎和倫敦。完成學業後，他廣泛游歷歐洲新教地區，最後在倫敦開設了一家診所。1775年，大概是一篇有關慢性淋病的文章，讓他獲得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榮譽醫學學位。
　　1776年，馬拉遷居巴黎。在這裡，憑藉一位病人的侯爵丈夫的幫助，馬拉得以在1777年任職路易十四的幼弟、即後來的查理十世阿圖瓦伯爵(comted'Artois)私人衛隊的醫生。
　　作為貴族中的一名宮廷醫生，這時的馬拉用他豐厚的收入在他情婦的家裏建起一個實驗室，希望成為一名有成就的科學家，並連續發表多篇有關火、熱、電、光方面的論文，在巴黎的科學界産生較大的影響。但卻得不到科學院的讚同，尤其使院士們感到吃驚的是他的輕率的反牛頓物理學的觀點。這讓大衛感到非常不快。而更使他惱怒的是他在1780年出版的《刑事立法計劃》(Plandel岢gislationcriminelle)一書，被認為具有顛覆性質，遭到當局查禁。《不列顛百科全書》相信：“可能正是此事成為他痛恨現行制度的開端，而更重要的是他(提交了成果卻)未被選入科學院，使他感到遭受有勢力的敵人的迫害之苦，因而加入反對現存的社會和科學制度的行列。”
　　法國革命爆發後，馬拉立刻從醫生和科學家的身份轉向於政治。他先是出版了一本題為《獻給祖國》(Offrande岬lapatrie)的小冊子，稍後在1789年6月出版了一本此書的補充讀物，宣稱國王只關心自己的財富，不顧人民的死活，還對那些建議把英國的政治制度作為法國的榜樣的人進行了抨擊。
　　1789年9月，馬拉開始出版一份報紙，最初名《愛國導報》(Moniteurpatriote)，四天后改為《巴黎政治家報》(Publicisteparisien)，最後定名《人民之友報》(L’Amidupeuple)。從“人民之友”的立場出發，他懷疑，既然革命是有它的敵人的，那麼，一切有權力的人，就都是“人民之敵”，而為使革命繼續進行，就應該消滅這些敵人。他利用他創辦的這份報紙，報道了許多莫須有的事，來激發讀者對他們的仇恨。1792年9月參加“國民公會”的選舉、作為巴黎的代表、贏得了一個議席之後，馬拉在各種場合的言論，例如在雅各賓派的俱樂部發表的演説，鼓動巴黎普通市民的階級感情，影響很大。他尤其鼓吹獨裁政治，用暴力完成革命，實行大屠殺，特別主張應事先對貴族採取防範措施，因為，他説，他們正在陰謀策劃毀滅革命。他在1790年6月這樣寫道：“割下五六百人的頭顱就能保證你的平靜、自由和幸福。虛偽的人道束縛了你的手腳，壓制了你的鬥志，因為這樣，你的千萬個兄弟就會失去他們的生命。”著名歷史學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Mignet，1796-1884)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中特別指出，馬拉的言論和行徑“帶有一種毫不顧忌的殘酷性，既不考慮法度，也不考慮人的生命。”他嚴厲抨擊説：“在革命時期，有過一些完全和馬拉一樣殘忍嗜血的活動家，但是哪一個都沒有比他對那個時期起更為惡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