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濱海新區鳥瞰。新華社發

    當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領銜主演的中國經濟增長大戲進入21世紀，天津的濱海新區歷史地扮演起這幕大戲的另一位主角，成為中國崛起的又一個支點。
　　從此，這片22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涌動著磅薄壯麗的改革大潮，講述著同樣精彩的“春天的故事”。

　　小平同志欣然提筆寫下了“開發區大有希望”七個大字。放下筆，他詼諧地説：“就這個(指題詞)容易，其他都不容易。”

　　2010年4月的濱海新區，天氣仍然有些陰冷。但穿梭、走訪于濱海新區各地，處處機器轟鳴，旌旗飄揚，開工項目一個接一個，施工場面熱火朝天。
　　濱海新區，這個中國繼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之後重點開發開放、被譽為中國經濟增長新支點的地區，正以昂揚之姿大步向前，也因此受到國內外前所未有的關注。
　　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各地都在建立各種經濟開發區，天津也于1984年在遠離市區的鹽鹼地上建立了經濟技術開發區。
　　25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剛剛拉開，一群先驅者和熱血青年在來到一片寸草不生的鹽灘，描繪起天津開發區的宏偉藍圖。中國僑聯原副主席、天津市原副市長、時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的葉迪生告訴記者，在僅有的兩間平房裏，我們給自己提出了“投一分錢改造土地，就要引進兩美元，産出三美元”的要求，並期許用15年時間，使開發區工業整體規模達到1985年天津市的水準。現在看來，那時的想像力太小了。事實上，到2000年，天津開發區的GDP已經是上世紀80年代天津市GDP的1.7倍，工業總産值是該市1984年的2.4倍。
　　“1986年8月21日，鄧小平在時任天津市市長李瑞環的陪同下，視察了剛剛起步、百業待興的天津開發區。”葉迪生説，“當時開發區辦公條件非常艱苦，沒有像樣的會議室，只好將丹華自行車廠的食堂布置成簡易會議室，向小平匯報工作。匯報結束後，小平同志欣然提筆寫下了“開發區大有希望”七個大字。放下筆，小平詼諧地説：‘就這個容易(指題詞)，其他都不容易。’”
　　天津開發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1984年首批14個開發區批準設立至2009年底，中國25年累計批準設立了51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個國家級工業園區。根據2009年中國商務部關于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環境綜合評價，在56個國家級開發區、工業園區中，天津開發區連續12年位居第一。
　　不過，天津並沒有滿足開發區的模式。1994年，天津市人大十二屆二次會議通過決議，決定“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建成濱海新區”，培育中國北方最有增長力的經濟重心。為此，將天津開發區、天津港、保稅區等三個功能區和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三個行政區，以及東麗區和津南區的部分地區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區域，總面積2270平方公里。
　　由于遠離市區，且土地供給充足，濱海新區把發展方向選定在第二産業上，著力引進外資，引進大的工業項目。天津市區也採取了“退二進三”的策略和工業戰略東移戰略，將市區的工業向濱海新區轉移。
　　統計顯示，到2006年，天津市區共有約270家企業遷入濱海新區，項目總投資400多億元，這些項目的建設，有力地支撐和帶動了濱海新區經濟的發展。
　　到2005年，濱海新區的工業總産值佔全天津市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59%；出口佔全天津市比重上升至67.4%；新區高新技術産業産值佔新區工業總産值的比重比全天津市平均水準高10.4個百分點。
　　毫無疑問，濱海新區概念的形成，深受浦東開發的影響。天津一直希望濱海新區成為中國北方高度開放的標誌性區域，形成與上海浦東新區南北呼應的格局。不同的是，浦東開發是中央政府在1990年宣布並啟動的國家戰略，而濱海新區則完全是天津的“自費革命”，自我命名，自主建設，自我發展，在中央的歷次區域政策調整中一直被忽略，沒有獲得來自中央的政策支援。
　　直到2005年，濱海新區的良好發展態勢吸引了中央高層的關注和頻繁視察，濱海新區隨即從幾年前的籍籍無名到廣受矚目——從國家“十一五”規劃中寫入“繼續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的作用，推進天津濱海新區等條件較好地區的開發開放，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表述之後，又在2006年的《國務院關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國務院20號文件)中被定位為帶動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增長極”、中國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先進制造研發轉化基地。
　　國務院20號文件用“三個有利于”概括了推進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意義：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及環渤海地區的國際競爭力；有利于實施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有利于探索新時期區域發展的新模式。
　　可見，中央對濱海新區的要求和期待，不僅是要壯大濱海新區自身，而是要起到帶動作用。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由此上升為國家戰略。

　　破局，已成為濱海新區的熱門詞匯和慣常動作，也為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創設了體制和機制優勢。

　　2010年1月11日，在濱海新區的歷史上非比尋常。這一天，濱海新區第一屆人大、政府和政協同時挂牌，標誌著世人矚目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告一段落，濱海新區完成了從經濟區到行政區的重要轉身。
　　這一轉身，醞釀了三年。
　　“因為體制改革涉及的部門、人員之廣，利益之多，因此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立群認為，這無疑會是中國最為復雜、最大規模的地方體制改革之一。
　　在濱海新區227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有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3個行政區和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港保稅區等9個功能區。“大區”套“小”區，“區”中有“區”，使得機構重疊，條塊分割，行政效率低，運作成本高，以致統一規劃難以實施、聚集效益難以實現、整體優勢難以發揮。
　　“管理體制已成為制約濱海新區發展的突出問題，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天津市長黃興國曾坦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也表示，濱海新區能不能完成中央賦予的“使命”，成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不能盡快建立健全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改革迫在眉睫。
　　2009年10月21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天津市調整濱海新區行政區劃，撤銷塘沽、漢沽、大港三個行政區，成立濱海新區政府，標誌著濱海新區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全面啟動。
　　一旦確定了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步伐就不可阻擋。
　　僅僅15天時間內，濱海新區相繼召開了黨代會、人代會和政協會議，産生了濱海新區第一屆領導機構。
　　在新區政府挂牌當天，區政府領導班子成員和職能部門負責人就組成調研組，在三天時間裏深入企業、街道和社區調研，現場解決困難，並收集各類問題100多件，逐一安排落實。
　　至此，濱海新區的體制困局被成功破解。
　　而更多的破局之舉，已經或正在濱海新區“上演”。
　　濱海新區有1200平方公里土地屬于鹽鹼荒地，但大都規劃為農田，雖高度鹽鹼化不適合耕作，若要將其改變為工業用地，在法律上難以突破。
　　為了破解城鎮化建設中土地約束的難題，濱海新區開始在華明鎮進行以“宅基地換房”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試點——在國家現行的政策法律框架內，堅持承包責任制不變、可耕種土地不減、尊重農民意願的原則，農民用自己的宅基地，按照規定的置換標準換取小城鎮中的一套住宅，而農民原有的宅基地統一組織整理復耕，實現耕地佔補平衡。
　　華明街道委員會書記張長河介紹，華明鎮原有12個村隊的村莊用地1.2萬畝，而為解決村民的還遷新建設的小城鎮只用了8000余畝，節約的4000畝土地，既為城市化建設提供了空間，土地出讓收益又為農民還遷住宅和公共設施建設、以及村民的其他保障和福利提供了資金。
　　“‘宅基地換房’對現有農村用地的管理模式進行大膽創新，為濱海新區的城市化建設換得了寶貴的空間。”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辦公室主任邢春生説，以華明鎮為試點，濱海新區的土地改革大幕已經拉開。
　　金融改革亦如火如荼。
　　但從一開始，濱海新區金融創新就面臨嚴峻的競爭和挑戰。一方面，國際金融創新環境惡化，美國“次貸危機”使人們認識了金融創新的風險；另一方面，國內關于“區域金融中心”的競爭加劇，濱海新區的金融之路在何方？
　　“立足于建設與北方經濟中心和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服務體係，天津金融改革創新已尋找到一條差異化發展之路。”天津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孟昊説，濱海新區的“金融路徑”重在建立多元化金融機構體係，探索可能彌補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不足的創新之路。
　　2010年1月20日，8家知名私募股權基金企業集體入駐濱海新區，使濱海新區的股權投資基金(管理)企業超過212家，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基金中心”。在國家發改委備案的基金共有22家，其中16家注冊在濱海新區。
　　目前，天津股權投資基金中心是國內最大的專業股權投資基金聚集平臺，該中心入駐基金及管理公司119家，放繳資金規模約200億元人民幣，管理資金規模800億元人民幣。
　　在完善金融服務方面，濱海新區已連續舉辦三屆國內規模最大、層次最高的全球性私募股權基金盛會；以渣打銀行科技資訊營運中心為代表，工、農、中、建等一批銀行，已經或準備將各種類型的後臺服務中心設在濱海新區。
　　另外，濱海新區在涉外經貿體制、海洋管理體制、環保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也正一一破局。

　　濱海新區，歷史地成為深圳特區、浦東新區之後，新一輪中國經濟發展的支點和先行改革試驗區。

　　縱觀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歷史，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具有鮮明的漸進性和階段性特徵。
　　就經濟發展而言，每一階段都要借助于一個或幾個經濟增長極來帶動。就改革開放而言，每一階段都要借助于試驗點或試驗區先行試驗，以為全國提供經驗和示范。
　　國家發改委區域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將濱海新區視為深圳特區、浦東新區之後中國改革開放探索的“第三個裏程碑”。“跟深圳領銜珠三角、浦東帶領長三角先後成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極一樣，濱海新區正在引領京津冀、環渤海成為中國經濟第三增長極。”他説。
　　但這三個特區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承擔的角色又是不同的。周立群認為，深圳特區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對外開放經濟改革的拓荒者；浦東新區是20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改革開放的攻堅者；而濱海新區則是新時期綜合配套改革的推進者，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和融入全球化有著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因此，濱海新區的改革，又被賦予了新的特點：既要注重整體性，注重改革、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協調，又要在原有改革基礎上有新突破。
　　“創新和整合，應是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的兩大關鍵。”周立群説。所謂創新，包括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産業組織創新、發展模式創新等。而整合，則包括基礎設施整合、市場整合、産業整合、資源整合、金融整合、發展規劃整合等。
　　時代賦予濱海新區新的使命，也是對濱海新區的一個嚴峻考驗。
　　與此同時，國家自2009年以來相繼批準了10多個區域規劃或指導性意見，使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面臨“熱點分散”、“關注度下降”的壓力。
　　“深圳特區、浦東新區正在推動新一輪的改革發展，其他地區的發展也是你追我趕、百舸爭流，外部環境的競爭更加激烈。”天津市委副書記、濱海新區區委書記何立峰説。他告誡下屬要有緊迫感，“不進則退，小進也是退”。
　　而一些專家則分析説，雖然目前區域規劃已經覆蓋了中國的大部分經濟區域，但還僅是側重某一方面的“細分式”區域規劃，跟深圳、浦東、濱海的增長極戰略“不可相提並論”。
　　既然選擇了前方，就風雨兼程。
　　新組成的濱海新區區委、區政府提出，到2020年全面實現中央對濱海新區的目標定位——建設成為我國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高水準現代制造業和研發轉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成為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環境優美的宜居生態新城區。　
　　濱海新區已經提出實現中央目標定位的“時間表”。　
　　為此，濱海新區將圍繞實現國家戰略定位，全力打好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攻堅戰，集中力量推進開發建設，顯著增強綜合實力、創新能力、服務能力、國際競爭力，發揮引領作用，當好科學發展的排頭兵。　
　　記者了解到，2010年，濱海新區將著力推進功能區開發建設、推進重大項目建設、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組織實施320個重大産業項目，完成投資1500億元。建成新一代運載火箭、直升機總成基地、西飛機翼組裝等項目，推進造修船基地、太原重工等項目建設。加快千萬億次高性能電腦、高端通用晶片、新型動力電池等自主創新重大項目進度，推動官港生態遊樂園、117大廈等現代服務業項目建設。　
　　“濱海新區將充分發揮新體制新機制的優勢，進一步統籌規劃布局，整合區域資源，增強發展活力。”濱海新區區長宗國英説，新區將著力推進服務功能提升，推進國際貿易與航運服務區建設，完善大通關體係，加強跨區域口岸直通與合作。落實與兄弟省市、中央大企業的合作協議，擴大與東北亞國家的經濟交往。
　　風帆正舉，海闊潮平。
　　宗國英説：“濱海新區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融入區域發展、服務區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