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劉續 攝

    “新生代農民工”，這是一個首次被寫入了中央一號文件的群體。他們主要是80後和90後，總人數大約1個億，佔農民工外出打工的60%——在這些描述“新生代農民工”的數字背後，我們看到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關注的生力軍。
　　他們大多是在城市社會裏接受的“成人禮”，是面朝城市的一代，無法像老一輩農民工那樣向農村“轉身”。在春運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學生和年輕白領相比，他們有着同樣青春的面龐、進取奮鬥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夢想。
　　詩人海子有句非常著名的詩句——“面向大海，春暖花開”。在這歲末年終、春天將臨之際，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年夢想，或許正是“面向城市”，然後“春暖花開”？

    “誰叫你出生得早呢？”

　　19歲的電焊工小邊和52歲的電工老李住在同一個工棚裏，他倆的鋪位並行對着，中間隔着一台電暖器。
　　“我辛苦了一輩子。”老李感慨。
　　小邊笑着反駁：“誰叫你出生得早呢？”
　　老李喃喃地説：“給你們創業好了，你們幸福。”
　　這是兩代農民工之間頗有意思的對話。
　　“90後”小邊去年5月份才到北京，來之前他在河北易縣老家的技校學了半年電焊。在北京地鐵10號線延長線的建設工地上，小邊是絕對的“新生代”。工作大半年時間，小邊已經給父母帶回去了5千多塊錢。
　　“為什麼初中畢業後就不讀書了？”記者問小邊。
　　老李插話説：“前途無望唄。”老李的二兒子去年從洛陽讀完大學畢業，本來學的是機電工程數控專業，結果卻在洛陽做書法培訓。老李覺得為了孩子讀大學花了這麼多錢，卻沒有讓學的東西派上用途，“半輩子的心血白費”。
　　老李屬於典型的“老一代農民工”。1994年他從農村到縣城打工，做的是電工機修，當時每個月可以掙四、五百塊錢。距縣城四、五公里的家裏還有9畝地，種了小麥和玉米，每天下午4點鐘下班後，他便騎着自行車從縣城趕回家接着種地。
　　2004年後，老李離開縣城去了福州，後來又去了深圳、廣州，去年12月27號才來到北京。
　　老李覺得北京車多、人多，特別是晚上看上去燈火輝煌，但城裏沒有農村好，農村住得方便，空氣好。他打算再幹兩年就“告老還鄉，回去種田”。其實，即使現在在外打工，每到收麥子的季節，他還是要趕回家去。他説：“地是老本，打工只是一部分，農民不能離開土地，有了土地，至少全家的口糧沒問題。”
　　不過，老李的二兒子想在城裏買房安家。去年二兒子的女朋友對老李説：“將來在洛陽買房了，接您過去住。”雖然老李並不確定他們買房的理想能不能實現，但聽了這樣的話還是很“得勁”。如果有能力的話，老李還會支持他們一兩萬塊錢。
　　剛剛出來闖世界的小邊對於未來還沒有太多的想法，他只知道明年可能會跟着公司去山西修鐵路。
　　當聽人説起現在的社會“有車有房”才能結婚，小邊一臉無所謂：“有房啊，在老家蓋的；有車啊，家裏有拖拉機。”
　　對於小邊來説，前路是不可預測的，但也是無可畏懼的，因為他正年輕。
　　“年輕人出來闖，我很羨慕。”到了晚上睡覺的時間，老李蓋着被子躺在床上説，“我這麼大年紀了還要出來掙錢，感到很淒涼。”
　　老李的手機響起，是遠在河南的老婆打過來的。春節快到了，在廣東打工的大兒子還沒回家，二兒子留在洛陽不回去，三女兒已經出嫁了，老婆希望他能早點回家過年。

　　“什麼時候我的工資袋也能裝得滿滿的？”

　　北京六環外順義區趙全營鎮，從首都國際機場起航的飛機轟鳴而過，一個佔地面積不大的開發區坐落於此。
　　阿光説他第一次過來的時候，差點沒找到地方。現在，他的妻子在這裡的一家模具廠做模具拋光，而他去了另外一家更偏僻的工廠當模具鉗工組組長。
　　“1月26號到29號這幾天，為了趕工期，我總共休息沒超過20個小時，最長從早上8點幹到第二天早上9點。”阿光説，這都是為了給朋友新開辦的工廠盡力幫忙。由於天氣寒冷，加上天天和冰冷的鋼鐵打交道，他手上生了凍瘡，腳上也長了水泡。
　　不過對於已經“出道”十年，有過40個小時不間斷工作經歷的阿光來説，這樣的勞動強度並不算什麼。
　　1999年，18歲的阿光在湖南衡陽老家讀完中專，像很多湖南的農民工一樣，選擇了南下廣東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東莞市的一家模具廠做學徒，每個月250塊錢，還要被扣去20%的“培訓費”，加班費是1個小時8毛錢。
　　頭一個月發工資時，工廠裏有的老師傅拿到了五六千元現金。阿光説他當時就在想，“什麼時候我的工資袋也能裝得滿滿的？”
　　夢想的實現比想象中來得要快。一年半後，“學成出師”的他去了另外一家工廠，月收入一下子漲到三千多。後來，從東莞到惠州，再到珠海，他換了好幾份工作，並於2009年5月份來到北京，現在月工資有五千塊錢。
　　這麼多年的打工經歷，讓阿光明白要想成功“一定要舍得吃苦”。他至今記得在珠海工作時一位台灣老闆説過的話：“我現在可以説什麼都有了，但每天睡覺不超過6小時。”談起那些靠個人奮鬥脫貧致富的朋友，阿光總是顯露出敬佩的神情。
　　阿光曾經介紹一個表弟去工廠做學徒，可表弟對天天掃地、擦機床的工作很有脾氣。他説，自己當年廁所都掃過，如果連機床都不會清洗，以後怎麼去設計和製作模具呢。
　　“現實就是這樣。”這是阿光看了電視劇《蝸居》後的感受。他認為相對於比較現實、沒辦法創業的老一輩農民工，自己仍然有改變現實的勇氣。
　　和十年前相比，接近而立之年的阿光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肩上有了更重的擔子。現在，他的理想是“多賺錢，當老闆”。回家過完春節後，他將前往重慶和以前的工友一起合夥創業，“人生多磨難，創業沒成功的話，大不了幹回老本行”。
　　至於以後在哪安家，阿光説他不會回農村老家，但也不想呆在大城市，可能會考慮在縣城安家。
　　返鄉過年的前一天，阿光和妻子一起來到順義城區買東西、理髮。花了200多塊錢，妻子平生第一次把頭髮給燙染了。也許兩天后，“留守”在老家的兩個孩子見到她時，一下子會認不出這位從北京回來的“新媽媽”。

　　“留在北京可以尋找機會”

　　“畢老師”——同事們現在見到劉青，喜歡這麼稱呼他。在這家防盜門企業的元旦聯歡會上，劉青和幾個同事表演了一個節目，模仿的是去年央視春晚的小品《不差錢》，他扮演的正是“畢老師”。
　　當然，現實生活中的劉青還遠遠談不上“不差錢”。他給自己制定的規劃是要抓緊時間賺錢，以後在北京長期發展，在北京買房安家。
　　老家在河北張家口市康保縣的劉青出生於1987年，16歲初中畢業後，家裏供不起他上學，於是來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做電工學徒，每個月800塊錢，做了兩年，後來又幹過送貨員。
　　“剛來北京的時候，什麼都不懂，老想回家。”劉青説自己19歲到22歲時，感覺力量很薄弱，也沒什麼理想。
　　那時的劉青，愛喝酒，一喝就到爛醉，還鬧事打架；曾經學過一個月的電焊工，嫌太累太臟；也找過其他工作，覺得工資太低。2006年，他進入北京亦莊的一家防盜門生産企業，從學技術開始做起，現在已經當上了副班長，一個月掙3000塊錢。剛過22歲的劉青主動向公司申請去做市場銷售，因為他覺得那更有發展前途。
　　“22歲後的轉變是社會逼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混日子了。”對於未來，劉青“很有信心”。在QQ個人説明上，他寫道：相信只要用積極的心態去面對，一切都是美好的。
　　滿懷憧憬的劉青，像很多20多歲的年輕人一樣，喜歡上網，喜歡把自己裝扮得酷酷的。不過，劉青覺得自己和那些“幹上一段時間就不想幹了”的年輕人不一樣，他會朝着現在的方向專心做下去。
　　上網時除了看新聞，劉青特意加入了銷售人員聚集的QQ群，以便和其他人交流經驗。他還抽時間看一些關於管理和人際關係的書，比如《感謝折磨你的人》之類。
　　通過網絡，劉青認識了在北京八里河賣油畫的女朋友。他説，現在的這個女朋友花錢節省，也很理解他，不像之前在廠裏認識的一位女孩，太能花錢，還要求必須有房才和他在一起。
　　不過，劉青最大的心思還是在事業上，“現在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錢都可以投入到事業中，而結婚壓力太大，等什麼時候有錢有事業了再結婚也不遲”。
　　春節將至，劉青不打算回老家過年。他説：“老家什麼發展餘地都沒有，不經常在外面轉，就不會了解社會發展的趨勢，春節留在北京的話，可以尋找機會。”

　　“我的理想是流動人群能平等獲得社會權利”

　　來自陜西寶雞的農村女孩蘇梅自己都沒想到，為了幫同事討回30元招工介紹費，她的打工生涯從此發生了改變。
　　2005年，初中畢業的蘇梅剛滿18歲，到寶雞市當起了餐館服務員，一個月掙240塊錢。幹了一年後，她聽同村的女孩説在深圳打工可以掙一千多，便“不管苦和累，都要去看看”。
　　於是，蘇梅和另外兩位女孩一起來到了深圳。在一個晚上30塊錢的旅店裏，她們三個人擠着住了一個星期，身上帶的錢很快就花光了。幸運的是，蘇梅應聘上了一家玩具廠的普工，每個月基本工資580元，如果加上計件的“薪糧”，能拿到1500元。
　　改變蘇梅打工生涯的事情發生在2007年。當時，一位四川同事想換工作，找到了一個拿着牌子在路邊招工的人，並交了30塊錢的介紹費。蘇梅聽説後，覺得這肯定是騙人的，於是找了幾個男同事想要討回那30塊錢。
　　雖然最終沒能把錢要回來，蘇梅卻因此接觸到了一家法律諮詢中心。她發現，原來通過學習法律知識可以保護自己又可以幫助他人。就這樣，“農民工”蘇梅在諮詢中心兼職當起了“義工”。每天晚上八、九點從工廠下班後，她便去諮詢中心學習、工作到10點半，周日還經常到外面發放宣傳資料。
　　後來，蘇梅來北京參加了四個月的培訓，學習社區工作方法，學習操作電腦和使用辦公軟體，還要學習音樂和體育。現在，她是公益組織“同心希望家園”的成員，主要負責北京市的一個民工聚居社區的“愛心超市”，每個月工資有1000多塊錢。
　　“如果以錢為重點，就永遠只是像機器一樣不停地運轉，今天賺1000，明天想賺1200。”雖然比以前在工廠打工賺得少了很多，但蘇梅認為自己現在做的這一點點事情很有意義，會影響很多人。
　　“我的理想是流動群體能平等獲得社會權利和資源”，這樣的話語從蘇梅的嘴裏蹦出來，多少讓人有些訝異。她説這是因為自己經歷過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做同樣的工作，本地人補貼多，過年還發紅包，卻沒有流動人群的份。
　　1月27號，蘇梅去火車站買回家的車票，看到一個“農民工臨時售票處”，感覺那裏的售票員對農民工的態度很不好。
　　“為什麼一定要叫農民工呢？這是很大的歧視。”蘇梅覺得現在社會都認為農民工沒素質、沒文化，思想道德敗壞。“同樣是打工的，為什麼城裏人是工人，我們是農民工？”
　　與蘇梅相比，“同心希望家園”的負責人馬大姐已經在北京安家落戶，不過“這條路走得很難很難”。1982年，她從江蘇來到北京做保姆，為了一紙北京戶口整整折騰了20年，直到2001年才成為真正的“北京人”。馬大姐説，現在年輕人的機遇要好得多，有了更多的希望。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新生代農民工有更強烈的城市化取向

    “新生代農民工”不熟悉農村和農業，有更強烈的城市化的取向，有更強烈的變為市民的意願，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政策都要圍繞這一點來制定，並考慮他們作為年輕人的多方面的發展要求。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特別，就是因為我們要推動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