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制造業企業的計量模型分析表明，職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生産率就會上升17%。如果企業職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改善為高中學歷的話，企業的勞動生産率將提高24%，如果全部是大專學歷的話，企業的勞動生産率可以再提高75%。與此相倣，由大專到本科勞動生産率可以再提高66%。

    ●建立義務教育賬戶制度，可以打破戶籍地管理的地區限制，隨著公民的流動而攜帶；可用于任何一個符合辦學標準的學校，以增強學校間的競爭。

    ●建立需求導向型的教育供給體制，是提高教育産出效果和滿足多樣化教育需求的唯一途徑。

    ●採取招投標方式或訂單教育等方式，讓學校在獲得公共教育資源上相互競爭。在學歷、學位管理和職業技能認定上，也應取消對民辦學校的不公正待遇，讓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日前在“教育改革和人力資源研討會暨2009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發布會”上做了題為《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戰略若干問題研究》的報告。他説，隨著我國人口轉變進入新的階段，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日益減緩，農村剩余勞動力總規模已經從1.5億-2億減少到2000萬-3000萬，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總量優勢趨于下降乃至最終消失。因此，我國經濟競爭力越來越仰仗勞動生産率的提高，而歸根結底在于教育發展的支撐。通過深化教育改革可以彌補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減緩造成的人口紅利漸近消失的問題。而深化我國教育改革需要以教育深化擴大規模，以資源整合調整結構，以開放競爭提高品質，以需求導向增進效益。

    提高教育程度延續勞動力比較優勢

    蔡昉説，一直以來，我國制造業産業的競爭力都是依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隨著中國制造業工資的快速增長，許多人預測制造業中心將向印度、越南等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國家轉移。工資水準的上升是否真的會使得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比較優勢削弱從而影響我國的競爭力？
    在中國制造業從業者中，初中生、高中生、大專生、本科生、研究生的比重依次下降。其中初中和高中以下學歷的職工構成了制造業勞動力隊伍的主力軍，兩者約佔總體的89%；大專生的比重只有不到8%，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來也不到4%，企業職工受到教育的平均年限為10.65年，介于初高中之間。在東中西部不同區域，職工的教育構成也有差異。主要表現在東部地區的平均教育年限相對較少，為10.5年，中西部地區都達到11年以上。再具體看職工的教育構成還可以發現，東部地區的初中及以下學歷也就是最低學歷職工的比例非常高，接近59%，而中西部地區是44%左右。這是因為勞動力從中西部向東部地區的流動，使後者集中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並更多地雇用了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力。我們對制造業企業的計量模型分析表明，總體上看，職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生産率就會上升17%。從教育的階段性效果上看，隨著學歷的提高，教育收益表現出先上升(由無學歷一直到本科學歷)後下降(由本科學歷到研究生學歷)的趨勢。如果企業職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的職工構成改善為全部是高中學歷職工的話，企業的勞動生産率將提高24%，如果再進一步改善為全部是大專學歷的話，企業的勞動生産率可以再提高75%。與此相倣，由大專到本科勞動生産率可以再提高66%，但是本科到研究生的轉變並不能明顯拉動制造業勞動生産率的提升。分析可知，從高中到大專和大專到本科生兩個階段的變化對勞動生産率的正向影響作用最大。
    可見，在大幅度提高企業的資本構成之外，通過職工教育水準的改善，仍然存在顯著提高勞動生産率的潛力，而我國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通過提高資本密集程度提高勞動生産率的階段。
    蔡昉説，實現資源效用最大化，必須把資源投到回報高的部門。教育資源同樣也不例外。要實現教育資源效用最大化，必須把教育資源更多地配置到回報高的人群和教育階段。計量分析表明，對我國城鄉勞動力而言，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階段的邊際回報都為正向而且顯著，並且教育回報在逐步提高。因此，接受更高階段的教育，意味著得到更高的收入回報。但是，城鎮和農村人口不同教育階段的優先序不同，應區別對待。
    對城鎮勞動力而言，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38年，即接受過初中教育再加0.38年的高中教育。如果城鎮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3年或14年，即更多的人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教育收益提高就分別達到29.1%和41.2%。因此，對城鎮人口而言，除了繼續鞏固高中階段的教育外，還應該使高等教育大眾化，讓更多的人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
    對農村勞動力而言，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8年，即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再加0.8年的初中教育。因此，對農村人口而言，首要的是繼續落實和鞏固九年制義務教育。如果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夠達到9年，即完成初中教育，教育收益將提高8.8%。如果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即完成高中教育，教育收益提高21.1%。也就是説，高中教育能夠帶來農村勞動力較高的教育收益。因此，應逐步在農村普及高中教育。

    通過結構調整應對教育需求變化

    蔡昉説，教育資源投入是確保教育發展的基本前提。雖然公共資源對教育的投入已經通過法律的形式得以規定，但教育資源投入不足的矛盾一直存在。解決發展教育的資源約束問題，一方面，要繼續增加公共資源的投入，並使增量公共資源在教育服務均等化中發揮作用；另一方面，要整合現有的資源，讓社會資源在教育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教育投入的以下幾個特徵需要引起關注。
    首先，公共資源投入的嚴重不足。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公共教育資源投入都處于比較低的水準。據有關方面測算，發達國家公共財政支出佔全社會教育支出的比例為86%，發展中國家在75%左右，全世界平均在80%左右，而中國僅為46%。教育公共投資不足的後果是教育不公平問題越來越突出，上學貴已經成為很多家庭的沉重負擔，社會上對教育的抱怨也更多地源于此。
    其次，對教育投入的總體規模，與一個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相關。由于中國目前總人口中仍然有更大比例的人口處在受教育階段，因此，標準化後的實際公共投入為GDP的2.4%，不僅與發達國家的水準差距進一步擴大，而且低于印度的2.7%。
    再次，作為發展中國家，處于受教育階段的人口比重大，而人力資本存量水準又低，需要教育的超越發展，才能更快地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這也就必然要求發展中國家有更高的教育投入。
    為此，蔡昉提出，通過增量資源傾斜分配實現均等化。他説，公共教育資源投入不足，也導致教育發展的不均衡，造成教育資源分配的累退性質。一方面，在家庭通過私人投入來彌補公共資源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囿于收入水準，貧困家庭很難從有限的家庭收入中支付日益昂貴的教育費用。另一方面，在公共教育資源嚴重稀缺的情況下，弱勢群體由于訴求難以實現，往往在公共資源分配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使資源分配更容易不公平。有鑒于此，在增加教育公共資源投入的同時，把增量的教育資源主要用于教育服務均等化建設，將有助于實現教育的公平。
    同時，通過結構調整應對教育需求變化，通過深化改革提高制度保障。一方面，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仍然處在轉型時期，教育的結構變化在中長期應該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另一方面，教育資源整合和教育資源分配格局調整，要求從根本上改革現行的財政管理體制、教育管理體制，建立和完善適應新形勢的、靈活的管理體制，從而為確保公共資源投入的增加建立制度保障。首先，應根據不同教育階段和類型的公共品屬性，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政責任，義務教育作為完全公共品，由中央政府承擔。其次，建立義務教育賬戶制度。義務教育賬戶制度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普遍覆蓋，每個未接受義務教育的公民都可獲得中央政府提供的義務教育賬戶及內含的義務教育補貼；均等服務，義務教育賬戶的資金標準全國統一，可以確保每個公民都得到國家提供的基本水準的義務教育公共服務；可攜帶性，義務教育賬戶資金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打破戶籍地管理的地區限制，可隨著公民的流動而攜帶；可選擇性，義務教育賬戶的資金可用于任何一個符合辦學標準的學校，賦予公民更多的選擇自由，也增強了學校間的競爭；可轉移性，地方政府根據實際為公民提供的義務教育服務及義務教育賬戶記錄，與中央政府結算資金。再次，形成適應教育結構變化需要的教育管理體制，實行“政校”分開即教育行政部門從辦教育向管教育的職能改革。

    以打破教育資源壟斷格局提高教育品質

    蔡昉説，開放競爭的真正含義是指按照教育産品屬性和多樣化教育需求的要求，轉變政府的角色和職能，發揮政府對教育的基礎性和引導性資源的配置作用，提供滿足社會需要的多樣化教育産品。多樣化的教育産品可劃分為兩類：基礎性教育産品和差異性教育産品。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收入水準的提高，個人、家庭、企業和社會對教育産品需求日趨多樣化，更加注重教育品質。在這種形勢下，政府要根據教育産品屬性，對屬于公共産品的義務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提供基礎性的教育資源投入，對屬于準公共産品的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提供引導性教育資源投入，通過教育體制改革，真正轉換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的職能，從教育提供者和生産者轉變為教育管理者；同時，將教育資源對全社會開放，允許和鼓勵社會辦學，通過引入競爭性機制，發揮政府的雙重資源配置功能，並加強教育的規范化管理，切實提高教育品質。
    在傳統的政府辦學模式下，教育資源不對全社會開放，分配上過度集中，幾乎全部流入公立學校，民間辦學和社會辦學面臨多種體制約束和障礙。由于缺乏競爭，教育品質難題始終是制約教育事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在教育資源不對全社會開放的情況下，教育部門和公辦學校在體制上是重疊的，公辦學校在教育資源獲得上不存在壓力，這樣，也就沒有動力去改善教育品質，提高獲得教育資源的競爭力。開放辦學並不意味著教育的全部市場化，而是利用市場競爭機制，提高教育資源的配置效率，提升教育品質，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從改革和發展的角度看，教育供給多元化是提高辦學效率、實現教育資源充分利用的必然選擇。關于發展中國家公立和私立學校的比較研究結果表明，私立學校相對于公立學校更加有效，而且動員社會力量辦學和引入競爭，既解決了政府辦學體制下，財政性教育資源投入不足的問題，又克服了公辦學校壟斷性格局下教育品質無法有效提高的難題。
    首先，深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對教育部門的政府角色重新定位。明晰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與公立學校之間的關係，對公立學校實行委託代理管理方式，擴大公立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和人事自主權，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教育的基礎性教育和引導性教育籌資及其管理，實現教育部門的“政企分開”。同時，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公立學校和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教育管理委員會，負責公立學校資金管理運作和教育質量監督，把提高公立學校的教育品質落到實處。公立學校只有在獲得了辦學自主權和人事自主權之後，才能通過建立學校內部的教育、人事和財務等一係列制度和機制，參與競爭，改善品質和提高效率。
    其次，在教育資源配置上打破目前的壟斷性格局，對全社會開放，並通過引入競爭機制，提高教育資源的投入總量和配置效率。允許適度發展民辦中小學教育，滿足不同家庭的教育多樣化需要。對于非義務教育，政府除了必要的投入外，應該進一步放開政策，特別是對民辦高等教育採取更加支援和鼓勵的政策。對一部分公立高等學校，也可以採取改制的辦法轉為民辦高等學校，解決高等教育擴張過程中經費不足的問題。
    最後，開放競爭是希望促進教育形成多元化供給體制，通過更加合理的管理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促進各級各類教育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均等化發展，滿足教育需求的多樣化需要。同時，鼓勵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公民個人到教育基礎比較薄弱的西部地區，投資辦學校，積極參與西部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

    建立需求導向型的教育供給體制

    公共品也是適應需求來提供的，其品質也由需求來引導提高。作為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的教育供給，同樣靠需求得到發展。在義務教育覆蓋的情況下，不同收入水準的家庭或個人對基礎教育需求又是差異化的。這就需要採取多元化的供給體制來滿足教育需求多樣化的要求。
    首先，建立需求導向型的教育供給體制，是提高教育産出效果和滿足多樣化教育需求的唯一途徑。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要把政府角色從過去以供給導向為主的教育管理方式，轉變為以需求導向為主的教育管理方式，發揮勞動力市場對教育的引導作用。在這種教育模式下，教育投資的方向需要根據市場需求來確定，教育的內容安排和教育的結構調整需要以勞動力市場信號為基礎。
    其次，創新教育管理機制和辦學方式，調動個人和企業等社會力量參與教育發展，提高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關聯性。由于義務教育階段與勞動力市場的關聯性弱，一方面可以將職業技能知識內容融入義務教育，培養學生對職業的了解和興趣，為今後進一步提高職業技能和進行職業選擇打下基礎；另一方面通過義務教育的內容標準化，注重學生的能力培養和素質開發，提高義務教育的品質。對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一視同仁，採取招投標方式或訂單教育等方式，讓學校在獲得公共教育資源上相互競爭。在學歷、學位管理和職業技能認定上，也應取消對民辦學校的不公正待遇，讓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對不同政府部門舉辦的職業學校和高等學校，可通過建立跨部門的管理委員會，對其發展規劃和資源進行統一管理，打破部門間的利益格局約束，促進公共教育的發展。對公辦學校進行辦學績效評估，在此基礎上進行合並或改造，對公辦學校布局進行優化，適當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傾斜，發揮公共職業教育在保障職業教育機會均等化上的重要作用。新增教育資源分配應該著力推動職業教育,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切實做到速度、規模、品質、效益的有機統一。
    最後，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抓好繼續教育和成人教育，解決文憑補課和公平補課問題。由于繼續教育具有對以往教育不均等結果的補課性質，因此它接近于一種準公共品，從而國家的投入與資助是必要的。
    蔡昉説，通過擴大繼續教育資源，建立開放的、社會化的繼續教育和成人教育體係，滿足社會對繼續教育的巨大需求，不僅可以發揮繼續教育對教育公平的彌補作用，而且也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通過改善勞動力技能，提高教育收益和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簡介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8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係，獲經濟學學士學位，研究員。1985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9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5年以來，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並任研究室主任，1993年被評為研究員後，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長並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人口學係主任，1998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並任《中國人口科學》雜志主編。2008年3月任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國人口學會和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委員、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專家委員會委員等。
    1998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國留學人員傑出成就獎。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獲得者。著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十字路口的抉擇-深化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窮人的經濟學》和《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與轉型》等，合著《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和《中國經濟》等，主編《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係列等。

    美國教育投資體係現狀與政策

    教育是美國政府開支比較大的項目。據美國教育統計資料顯示，2002年，美國教育投資共計7450億美元，佔GDP的比重為7.4%，其中，基礎教育為4.5%，高等教育為2.9%。州與地方政府(學區)對教育的投入遠大于聯邦政府，且有增長趨勢。因美國憲法規定，教育是各州的保留權力。據統計，1999年，教育經費佔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3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