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航計劃于2010財年裁減約1/3即1.65萬個就業崗位，以減少成本支出約817億日元(約合8.7億美元)，比原裁員計劃提前兩年完成。圖為4月7日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拍攝的日本航空公司客機。新華社/法新

    編者按：二戰中，美國用武力戰勝了日本，然後扶植它登上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寶座。這也為它自己樹立了對立面。從上世紀70年代起，美國就在經濟上打壓日本，且力度不斷增強，最後使日本遭到“第二次戰敗”。
　　從二戰後持續不斷的日美貿易戰中，我們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

　　上世紀70年代迫使日本進行“自主限制”

　　二戰後，日本執行“貿易立國”的發展戰略，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努力創新，實現趕超，並利用國際經濟“三低”(匯率低、油價低、工業原材料價格低)的有利條件和美國發動朝鮮、越南兩次戰爭的機會，在經濟上創造了“高速增長”奇跡，1968年GDP超過西德後，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印有“madeinJapan”字樣的工業産品猶如洪水一般充斥國際市場。
　　對于日本來説，美國是最大的海外市場，佔其外貿大約40%的份額。1965年美日貿易發生逆轉，1968年日方出超5.59億美元，並逐年增加。上世紀60年代末，美國人穿的毛衣1/3、襯衣1/4來自日本，遂導致兩國在紡織品、鋼鐵、彩色電視機、汽車等産品上發生貿易摩擦。
　　為糾正貿易不平衡狀態，美國迫使日本實行“自主限制”，減少出口。此外，美國還要求日本改變“促進出口而抑制進口”的國策，開放國內市場，更多地進口美國的大米等農産品及電訊器材。
　　但是，這種措施絲毫沒有減少美方的貿易赤字。于是，美國決定降低美元對日元的匯率，企圖以此達到減少對日貿易赤字和增強出口競爭力的雙重目的。這就是1971年的“尼克松衝擊”：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實行浮動匯率制，日本對美元升值幅度達16.88%。
　　隨著日美貿易摩擦的加劇，美國開始加大對日本經濟制度的批評。1972年，美國商務部公開內部報告，稱日本經濟存在兩大特點，即政府制訂計劃與進行誘導、政府與企業存在相互依賴。

　　上世紀80年代壓日本大幅提高匯率

　　日元升值、産業公害與石油危機等原因迫使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進行以節能、環保為主題的技術革新，並以知識密集化為目標，應用信息化技術對以重工業—化學工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進行調整，實現由“重厚長大”型到“輕薄短小”型的轉變。日本經濟的發展速度雖然因此降低，但産業的國際競爭力大為增強。
　　因此，上世紀80年代，日本對美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是空前增加，如半導體元器件、機床、家用錄影機等，美方貿易赤字在1985年增加到460億美元，引發了新的貿易摩擦。
　　為此，兩國從1985年起舉行MOSS(以開放市場為目的的行業協商)，美國要求日本在電子元器件、電訊器材、醫藥品和醫療器械、林産品及運輸機械等行業放寬限制，開放市場，擴大進口。
　　1984年，兩國舉行“日元—美元會議”，美國要日本實行“金融自由化”。1985年9月，美日等5國財長會議達成“廣場協議”，決定日元對美元升值。年底，日元對美元匯率由250比1升至200比1，翌年再升至120比1。
　　其結果是以美元計價。在日本方面，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雖被極大地削弱，但GDP規模卻相應膨脹，同時，也為其擴大進口、企業走向海外等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日本國內，寬鬆的財政金融政策為企業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企業因此盲目擴張規模，甚至向金融、證券、房地産等行業投資，從而導致房地産價格飛漲。東京商業街銀座的地價2年間猛漲2倍；股市直線飆升，日經平均股票指數1989年底逼近40000點大關。
　　與此同時，企業大舉走向海外，或投資建廠、並購企業，或認購有價證券，或買斷房地産。日本認購巨額美國國債，多年佔到30%-40%的比例。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大廈、哥倫比亞公司影片公司、西雅圖知名棒球隊等一大批美國的象徵物相繼落入日本企業之手，被美國視為“經濟侵略”。
　　以1988年制定《所有貿易和競爭力法》為標誌，美國開始對日本實行“敵對性通商法規”，盡管如此，美國對日貿易赤字與1985年(大約400億美元)相比，仍然是有增無減，貿易不平衡狀態沒有得到明顯糾正。

　　上世紀90年代逼迫日本推行“結構改革”

　　由于“泡沫經濟”的效應，日本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初迎來鼎盛時期：外貿盈余(1991年1034億美元)、海外凈資産(1991年3830億美元)及每人平均GDP(1993年35008美元)、産業競爭力(1993年)、制造業技術水準等都躍居世界首位；GDP佔到世界的14.1%；世界十大銀行當中，日本佔6家，日本商業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所佔債權比例高達40%左右。日本儼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最富有的國家。
　　與此同時，政治家們提出，日本不僅是經濟大國，而且要做“政治大國”。文人學者甚至發出“新的日本文明將以亞洲為中心形成文明圈，向世界擴展”的豪言壯語。對美國説“不”的言行在政界、經濟界及學界均有表露，大有日本是“地球的統治者”的氣勢。
　　這引起美國的高度警覺，特別是在冷戰終結後，美國把不允許出現另一個全球霸權或地區霸權作為國策，此時的日本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現實威脅與挑戰。1989年初，供美國國會議員傳閱的文件《日本對美國經濟侵略的衝擊》稱，美國面臨著兩場“世界戰爭”——對蘇聯的軍事鬥爭和對日本的經濟技術鬥爭。
　　美國決定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對日本這個異教徒進行徹頭徹尾的改造。從1994年起，美國通過“所有經濟協商”，每年都向日本開列具體的“改革要求”項目，強迫日本進行結構改革，改變日本的經濟制度，向美國看齊。這個進程從中曾根內閣時代就開始了，到小泉內閣達到高潮。
　　小泉打著“改革”旗號，在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裏實行“從官到民”和“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引進“能力主義”、“成果主義”等美國式競爭機制。其中，影響最大的要算是在勞務制度方面實行“派遣工(合同工)制度”、對郵政制度實施“民營化改革”、對金融體係及“商法”等經濟制度進行自由化改革。
　　這些“改革”對于美國而言可以説是頗有成效。但是，對日本來説，則留下了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減緩、國際競爭力衰弱、國民收入減少、貧富差距擴大、相對貧困率增高等多種後遺症。日本至今還處于一蹶不振的狀態。

　　日美貿易戰對我的啟示

　　從二戰後持續不斷的日美貿易戰中，我們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
　　一、“憂患意識”幫助日本攻克難關，擺脫困境。上世紀70年代初，面對日元升值、公害及石油危機等三重困難，日本官民上下依靠技術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結果僅用10年時間就治理了産業公害，建立了節能和節約資源型的産業結構。日本企業經營者在石油危機過後甚至希望經常來點危機，以促使自己不斷努力。可以説，日本是中國“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哲學思想的忠實繼承者和實踐者。
　　二、日本自1990年以來至今陷入“失落的十年”與“凋落的十年”而不能自拔，並不是因為在應對美國跨國公司引領的“全球化”形勢方面落伍，而是在順應這股潮流的過程中被迫或者主動地效法美國，結果喪失了自我。如放棄了具有本國特色的企業經營方式、差距不過大的分配制度及“日本式資本主義”等。這對在歷史上善于吸收外來文明而同時保持傳統文化的日本來説，可以説是一種不同尋常的現象。
　　三、日元對美元匯率升高，對日本來説，從一開始就是一把雙刃劍。恰如其分地評價其利弊，採取正確的對策，可以説是成敗的關鍵。日本經濟之所以在1985年以後産生“泡沫”，其後陷入長期低迷，就是過分看重日元升值帶來的巨大利益而忽視了它的副作用，進而實施過于寬鬆的財政金融政策，導致一億日本人大搞“財術”——炒股票、炒房地産的結果。
　　四，日本的失敗還在于，在“泡沫經濟”期間，財大氣粗，一味追求“世界第一”，甚至揚言要開創“日本文明”時代。這從反面告訴世人，面對經濟發展等巨大成就，不可忘乎所以，飄飄然，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冷靜應對，講究實際，不圖虛名。
　　五，美國為維護本國利益，是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認為對它構成了威脅，即使是價值觀相同的盟國，它也堅決打壓，毫不手軟。
　　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不可取。這種以自由化為最大特徵的經濟理念唯利是圖，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等根本性弊病。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不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