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二季度，日本GDP為1.28萬億美元，中國GDP為1.33萬億美元。按名義匯率計算，2010年中國的GDP首次超過日本，應該沒有太多懸念。這一問題再度引發市場關注。尤其是海外，關於中國經濟崛起的評論紛至沓來，但同時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責任的言論也此起彼伏。那麼，應如何來看待中國GDP總量超越日本呢？
　　反對用GDP總量來衡量國家實力的評論者，更喜歡使用人均GDP的概念。根據IMF的數據，2009年中國人均GDP為3566美元，排名全球第99位。同年日本人均GDP為39573美元，排名全球第16位，是中國的11.1倍。人均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指標，從這一指標來看，中國仍是一個人均收入中等偏下的國家，距離全球人均GDP8000美元尚有很大距離，遑論與老牌發達國家日本相提並論。
　　然而，在很多層面上，用於衡量一國相對經濟實力和影響力的，恰好是總量指標。例如，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6到7倍，這意味着中國是比日本更為廣袤的潛在市場；中國的幅員比日本遼闊，礦藏資源豐富，這意味着中國能夠提供比日本更厚重的戰略縱深，經濟體的自給能力更強；中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相差顯着，從而能夠使得不同發展水平的産業向中西部轉移，而不是像日本那樣只能轉移到東南亞國家而加劇“産業空心化”。
　　中國經濟強於日本的，還有增長速度、人口年齡結構與政策空間方面的優勢。從增長速度來看，未來10年內中國依然有望實現年均7%的GDP增長，而日本大約只有2%；從人口年齡結構上來看，儘管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正在加快，2015年將達到人口年齡結構的拐點，但日本老齡化問題要比中國更加嚴重，嚴格的移民政策也將放大老齡化對日本工作人群數量的衝擊；從政策空間來看，日本基準利率長期處於零利率水平，目前政府債務與GDP之比接近200%，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進一步實施擴張性政策的空間都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中國一年期存款利率尚有2.25%，政府顯性債務與GDP之比大約20%，一旦遭遇不利衝擊，實施擴張性政策的餘地較大。
　　然而，儘管筆者列舉了大量有利於中國經濟實力與影響力的證據，但是請注意，這些證據能否變為現實，都建立在未來中國經濟能夠順利進行結構調整、轉換經濟增長模式，從而維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前提之下。在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經濟也經歷了蓬勃發展的階段，當時甚至有一舉超過美國之勢。1980年代末，日本陷入泡沫經濟，1990年地産泡沫破滅後，經濟陷入長達20年的低增長時期，這一痛苦的經驗教訓應該引起中國人的高度重視，而絕非輕蔑訕笑。
　　事實上，從經濟發展史來看，很多國家都能夠將人均GDP提高至5000美元的水平上。但能夠把人均GDP進一步由5000美元提升至20000美元的國家，過去20年來只有韓國和新加坡。中國經濟要完成從人均5000美元到人均20000美元的躍遷，必須要盡量避免陷入兩種陷阱。
　　第一種陷阱是所謂的拉美模式。巴西、阿根廷等國家一度是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然而都在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的階段停滯不前，歸根結底是這些國家形成所謂權貴資本主義的模式，在發展過程中利益集團與政府結盟，壟斷企業綁架政府，扼殺了經濟體中富有活力的部分與增長動力；第二種陷阱即日本的泡沫經濟。由於過快放開資本項目，由於政府長期以來對寬鬆貨幣政策的迷戀，導致經濟體最終形成難以承受的資産價格泡沫。泡沫破滅之日，就是經濟停止增長之時。
　　與俄羅斯等國家相比，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選擇了漸進式改革的模式。然而，無論是激進式改革還是漸進式改革，都需要“驚險一躍”。不同的是，激進式改革是在改革之初躍過懸崖，而漸進式改革是在改革中後期躍過懸崖。但漸進式改革的最大問題是容易産生利益集團，利益集團會向政府施壓，反對進一步改革。在龐大的利益集團的牽絆之下，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改革能否順利躍過懸崖，現在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們絕沒有到可以驕傲自滿的時候。
　　日本人是老了，但日本人是先富後老。儘管出現了泡沫崩潰，但日本人是在人均收入20000美元之上遭遇的泡沫崩潰。如果我們不能管好貨幣政策，從而同樣引發巨大的資産價格泡沫，那麼我們將在人均4000～5000美元的水平上遭遇泡沫崩潰。假如泡沫崩潰後經濟增長陷入停滯，那麼等待我們的只有未富先老的悲哀。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儘管中日都具有持續的經常賬戶順差，但在日本的經常賬戶順差中，海外投資收益的比重早已超過貿易順差的比重，相比之下，中國的海外投資收益剛剛由負轉正；儘管中日都具有龐大的海外凈資産，但日本的外匯資産主要掌握在居民和企業手裏，而中國外匯資産的絕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裏。要實現藏富於民和藏匯於民，中國與日本的差距，何止以道裏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