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如期公布今年第二季度經濟數據，對比中國經濟二季度數據，日本政府坦然向國際社會承認，已穩坐全球第二整整42年的日本經濟，已被中國首度“季度超越”。
鑒于當前中日經濟發展勢頭之大不同，按上半年兩國經濟增長率測算，中國經濟在今年底實現對日本經濟的“年度超越”已不存懸念。
其實，對此類“超越消息”，普通民眾早已産生“審美疲勞”，而官方則選擇了理智的低調。
民間的“審判疲勞”和官方的低調各有各的心結：民間尤其是普通民眾，糾結于發展的成果未能達致相對均衡的共用；官方則清醒于按人頭計算，中國經濟每人平均量不但只有日本1/10，且依然位居全球百位之後，與阿爾巴尼亞、薩爾瓦多等全球公認的貧窮國家處于“同一陣營”。
歷史是面鏡子，回顧GDP之歷史，但願能進一步喚起國人對民運國勢的清醒認知。世界經濟史學者、英國人麥迪森1998年出版《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一書，首次對1700-1995年間中國經濟史做了定量描述和理論分析。2007年麥迪森新著《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西元960－2030年》問世，對中國經濟過去千年的發展軌跡再作詳實、定量、可比較的分析：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中國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佔世界比重也從22.3％增長到32.9％。此後，英國開始引領工業革命，中國則繼續徘徊于農耕文明，經濟總量排名開始逐年下滑。但直到甲午海戰失敗，清政府簽署喪權辱國之《馬關條約》的1895年，中國經濟全球“老大”位次才被美國取代。“七七事變”抗戰爆發時，中國GDP是日本的1.9-2.8倍。日本戰敗至解放戰爭結束,中國GDP仍位列美、蘇、英、德之後，居全球第五。然而，自17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沒有哪個國家把中國視為大國，更遑論把中國視作強國。這其中，原因固然復雜，但歷史之殘酷無情卻再次警示全體國人，縱然中國GDP再度攀升至第二，且有可能在2030年重新坐上全球第一交椅（麥迪森預測），但它依然不能代表民之富裕和國之強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總量先後超過意、法、英、德等傳統西方大國，在本次世界金融危機中，也可以以4萬億元之巨挽救經濟，令這些主要大國為之注目。但總量不能代表品質，國之“大”更不能取代國之“強”。歷史固然很難被重復，但現實卻往往能在歷史中找到自己的投影。改革開放30余年，中國經濟持續超高速發展，創下人類經濟發展之歷史新奇跡，但並非所有的國人都有勇氣正視，除去極“左”政策和計劃經濟的消弭，中國經濟創下的“當代奇跡”，一定程度上也依賴于“四高”（投資、消耗、排放、污染）之不可持續。
經濟結構之痛只是困境之一，更有改革長期不配套所導致的社會問題、文化問題、法治問題、民主政治問題、精神信仰問題……
改革開放以降，前20年中國經濟發展以內生動力為主，後10年則空前獲益于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然而，作為勉強趕上工業革命“末班車”的“後發大國”，近十余年間，不計早已實施的專門針對中國的各種“圍追堵截”，單就輿論一項，中國已遍嘗過一輪以恐嚇、排擠、制裁為主要手段的“棒殺”。這幾年，“中國威脅論”之號召力和附和力日漸式微，“捧殺”中國開始盛行，美譽、讚頌、吹捧等新手段無所不及。“棒”和“捧”在漢字中只差一筆，可這一筆往往是“致命一筆”——有史為鑒，國家被“棒殺”的不多，被“捧殺”的不少。
“盛世危言、醒世警言”——“第二”的高帽並不好戴。面對國際輿論之“捧”，中國務必面對美譽讚歌心不迷；置身經濟全球化之發展舞臺，中國必須不迷、不醉，咬緊牙關，埋頭致力于結構調整、體制再造、民生改善、社會和諧。即便建國百年，中國經濟成為“老大”，依然只是“中等收入國家”，依然要保持大清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