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調控與通脹
    2010-07-28    作者:肖國元    來源:證券時報

    眼下,全國上上下下,無論政府高層,還是普通百姓,最關心的莫過于房價、物價以及經濟是否會持續增長。當然,不同的人關心的角度與層面不一樣。政府高層看宏觀,老百姓則看細節。你説不會有通脹,或者説通脹不會太高,但我去商場買東西,感覺到幾乎一天一個價,糧油副食、蔬菜水果沒有不漲的。媒體説,自房地産調控以來,房價下跌了20%、30%,最保守的説法是整體下跌了15%,但我一個朋友2009年9月花83萬買的一套76平方米的三居室現在漲到了110萬。同樣的房子在那裏按110萬報價根本沒有人放盤。也就是説,10個月不到,漲了27萬,每月增值2萬多。2萬多的月收入,即使在深圳也屬不菲。可以説,對于許許多多類似的社會關心的焦點、熱點問題,要弄個清楚明白確實不易。到底事實真相如何,問題的症結在哪裏,還是頗費思量的。
  自從經濟學大師加裏貝克的《生活中的經濟學》問世以來,以生活中的經濟學、日常生活經濟學以及身邊的經濟學等類似標題作為書名的經濟學普及讀物可謂汗牛充棟。中外經濟學家不厭其煩地從身邊的瑣碎事情談起,深入淺出地解釋高深莫測的經濟學理論,將一門枯燥無味、沉悶無奈的經濟學演繹得栩栩如生,不僅普及了經濟知識,提高了民眾的文化水準,而且增強了民眾的經濟理性,對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也大有好處。其實,對于上述一些焦點問題,社會各方的分歧非常大,似乎誰也説服不了誰。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原因不外乎兩個:一是理論認識有偏差,一些不著邊際的所謂理論大有市場;二是對事實的把握存在誤區,看走了眼。結果,爭論紛紛,莫衷一是。
  我的一個朋友很有遠見,早幾年前就開始在深圳從事LED銷售,自己開公司,做老板,幾年來收入不菲。到眼下為止,他在深圳擁有3套住房。其中2套買在2006年房價大漲之前,總面積超過200平方米,買入均價不高于6000元/平方米;現在的市場價都在20000元/平方米之上。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成都的房地産遭受重創,開發商大甩賣。當時原價270萬元、面積300多平方米的別墅被他以200萬元的價格吃進。據説那棟別墅目前的市價已經超過460萬元。更值得思考的是,2010年4月份,正是深圳、乃至全國各地房地産調控迅猛之際,他通過銀行按揭在深圳的一個高端樓盤又買了一個單位,面積200平方米,成交價接近600萬。
  從上述簡要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理出一些道道來。其一,人們會根據自己的收入水準與支付能力,不斷調整自己的住房狀況;其二,住房是天然的投資品,不是一般的消費品。當一些學者、政府經濟學家在為住房是消費品還是投資品爭吵不休的時候,當他們在為如何鑒別投資、投機而煞費苦心的時候,那些先前買了房産的人在靜靜地享受著房地産升值帶來的好處;第三,當政府在嚴打捂盤、嚴控房地産貸款的時候,開發商、銀行自有對策來規避監管風險,並且做得天衣無縫。這不是説開發商狡詐、無德;更不是説銀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是提醒我們要反省那些不著邊際的政策措施。比如,如何認定捂盤,技術上、法理上本身就是個不靠譜的事,你如何對此嚴刑峻法?再比如,開發商、銀行都是企業,利潤是其最大考量因素。而那些收入水準高、生意紅火的人本來就是開發商、銀行的掌上明珠。再嚴厲的措施也監管不了他們之間的所作所為。因此,不尊重事實、不符合規律的政策舉措最終都會流于形式,以致與預設的目標相去十萬八千裏。
  2009年以來的房地産熱,一方面有經濟成長、民眾商品化住房意識覺醒以及房地産需求釋放等趨勢性原因;也有政府投資刺激的原因。龐大的政府投資通過幾個途徑左右房地産局勢:第一,政府投資至少有30%會轉化為民眾的收入,多出來的收入邊際上用于購房的部分會大幅增加;第二,政府投資規模急劇增加,為銀行提供了更寬鬆的信貸環境,銀行能夠騰挪的空間更大;第三,沿政府投資渠道流動的貸款的一部分會直接跑冒滴漏地進入房地産開發或房地産買賣。在這樣的條件下,房地産市場的旺盛是水到渠成。
  許多學者和官員相信,政府直接投資是我國的優勢,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金融危機以來龐大的財政投資也是建立在這樣的認識與邏輯之上的。不可否認的是,這樣做對彌補投資斷層、延緩經濟衰退起到了及時雨的作用。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種短期的積極作用要以延長了的長期轉軌的痛苦來彌補。而且,即使短期來看,也有一些不可輕視的副作用。那就是越來越明顯的通脹。
  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國採取了刺激經濟的舉措,諸如擴大財政投資、給金融體係注入流動性等。就美國而言,雖然也有一些政府的直接投資,但更多的是保障性的流動性注入,為金融機構壯膽,並不會真正變成可支配的投資資金。與美國的急救措施不同,我們是真金白銀的投入。平白無故多出那麼多資金,在物資不變的前提下,形成過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的局面,通脹是毫無懸念的事。
  更為關鍵的是,政府職能的轉變是改革到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經此一役,這個瓶頸更明顯了。正確、理性的選擇是壓縮行政幹預范圍,擴大民間經濟的自由度,鼓勵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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