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解決國人關心的經濟社會突出問題，須將注意力轉向財稅體制改革。畢竟，財稅體制牽涉重大利益調整，將決定各層次各類型主體的經濟心理和行為，這恰好是重新整合和優化經濟社會秩序與結構的內在力量。而中國，已然到了再一次整合和優化的時候了。
　　中國上一次重大財稅體制改革是1994年：以“分稅制”為主要手段，旨在提高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重建財政”的目標。到了去年，財政收入佔GDP的比率已近21%，比1994年的10.87%，提高了近一倍。也許還不如一些發達的福利國家，但效果顯著。以比GDP增長更快的速度增加財政收入，便是途徑。從1994年到2009年，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13%，GDP年均增長13.57%。進入新世紀(002280,股吧)後，兩者之間差額越來越大。
　　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率，1994年為57.16%，2009年為52.42%。不升反降。但地方財政支出佔全國財政支出的比率，由1994年的71.73%增至2009年的80.36%，超過其財政收入份額增幅達3.8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佔地方財政總支出的比率，由1994年的51.5%下降到2009年的47.16%。
　　以上數據隱含着兩個問題：其一，財政收入佔比看似不高，但大量國有企業快速增長的壟斷性收益，因長期不向國家財政分紅，幾乎完全留存，而未能使其在財政收入上顯形化。由於國家仍能直接干預甚至支配國企的投資，因而，這部分鉅額收益實際上具有政府財政性，只不過基本體現為投資，以及國有壟斷企業員工的高收入罷了。如果算上這部分收益，則財政收入佔比遠不止21%。
　　其二，中央財政佔全國財政收入比重看似下降，但同時伴隨着更大幅度的地方財政支出比重的上升，以及中央稅收返還和轉移支出比重的下降。更不應忽略的是，中央財政的國債餘額，1994年為2832億元，2009年為60237億元，期間年均增長21%。儘管國債是自願性的借貸，但終究是要通過增加稅收償還的，實際上是延後了的稅收。如果算上這一塊，中央財政的比重是年年上升的。
　　由此而論，自1994年重大財稅體制改革以來，“重建財政”的目標不僅超預期實現，而且，在國民收入分配中，資源以不斷增加的速度過於向政府以及企業傾斜，家庭和個人，以及地方政府相對下降。然而，伴隨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快速進展，不管是家庭和個人，還是地方政府，支出負擔均大幅增加。這種收與支的不對稱越來越嚴重。
　　相比16年前，當下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無論是總量還是結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總量，2009年是1994年的7.7倍；各大産業所佔比重：第一産業由18.8%下降到9.5%，第三産業由32.7%上升到42.6%，第二産業由48.5%微降到46.8%。城市化率由30%上升到46.6%。房地産業迅猛發展，已成經濟支柱之一。資本市場和房地産市場從微不足道發展到覆蓋了各個角落。經濟與社會發展，已對內外經濟交往提出了新要求。
　　更需引起注意的是，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財富與權力的金字塔形配置明顯；房地産市場越來越成為難以理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重生産製造輕消費需求的結構問題漸趨於痼疾化；能源低效使用，高耗能高污染，一如既往；重出口推動輕內需提振，導致內外失衡；偏重招商引資而輕視綜合發展效果。這些日益突出的問題，無一不劍指現行財稅體制的束縛和掣肘。
　　然而，16年來，中國的財稅體制，只有一些零敲碎打的微小動作，基本框架沒有變動。中央與地方分成制的生産性增值稅，不僅助長了地方政府的狂熱招商引資，以及相互間的過度競爭，而且抑制了消費。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財政”，而且不列入預算內，不僅缺乏監督，不能不説這是房地産市場虛火不斷躥高的根本原因。國有企業資本收益不分紅，加之稅收調節不力，致使國企成為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漏網之魚”。沒有法定舉債權，不僅加重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而且導致五花八門的地方融資平台氾濫，隱性債務膨脹，埋下隱患。
　　那麼，財稅體制新一輪重大改革究竟如何着手？
　　可以設計多種方案，有不同的路徑選擇。但核心的原則不外乎以下幾點：增加家庭和個人的收入份額；促使地方政府向着真正提供公平均等化公共服務的“公共財政”靠近；將國企特別是那些行業壟斷企業納入財政分配視野，國有資本收益分紅體現在國家財政預算上，並主要轉化為全民共享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加大生産性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化力度；大力度加強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調節力度，這除了強化個人所得稅的作用以及稅收徵管外，應當從調節財富公平佔用的角度認識房地産稅、財産稅及遺産稅問題；尤其是房産稅，如果僅從抑制房價的角度論證，那是搞錯了方向，恰恰貶低了其必要性；賦予地方政府法定舉債權，完善一級事權一級財權，而完整的一級財權，理應是收入權、支出權和舉債權缺一不可的權利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