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9年8月起，已經有部分國家陸續撤除在全球經濟危機期間推出的各種政策。去年8月24日，以色列在全球率先加息。然後在10月6日，澳大利亞成為第一個加息的G20國家；10月26日，印度則成為第一個加息的亞洲國家。至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美聯儲也逐漸退出一些臨時流動性計劃。全球總的趨勢是在收縮流動性，逐漸退出危機中的刺激政策，這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
　　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刺激政策退出的步伐和路徑可能受到干擾，甚至可能走回頭路。這個危險於5月10日在歐盟已經變成了現實。為了阻止希臘的違約風險擴散，防止市場信心崩潰，歐盟在5月10日推出了7500億歐元的救市計劃。不僅如此，歐洲央行也再次啟動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決定將買入政府公債和民間部門債券。更甚者是，美聯儲重新啟動與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瑞士央行的互換協議，以向國際市場提供流動性，一如美國危機爆發後那樣。
　　從表面上看，是危機發展的趨勢使得各經濟體不得不這麼做。由於歐盟的經濟規模與美國相當，是全球最主要的經濟體，因此歐盟包括歐元區如果重新陷入危機，那麼將拖累全球。由於美國與歐洲之間密切的經濟&&，歐洲如果再次陷入危機，將勢必將美國拖下水。同時，歐盟也是亞洲主要經濟體的主要貿易夥伴，歐盟如果陷入危機，那麼其區內購買力急降、歐元急跌的話，將影響亞洲對於歐盟的出口，打擊亞洲的經濟復蘇進程。因此，希臘危機將可能將全球再次拖入二次危機。
　　但是，如果為了上述原因而停止退出政策，那麼全球經濟將面臨着比過去更大的風險。因刺激政策的“強心針”只能極其偶爾地用一用，不能作為長期的“日用藥”。目前，全球舊的經濟體制和模式已經對於刺激政策産生了“抗藥性”。同時，刺激政策的負作用已成為現實，全球可能陷入長期的滯漲局面。一旦陷入滯漲局面，全球經濟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全球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推出的財政刺激和貨幣膨脹政策，短期內增加了民間需求和政府及其投資需求，解凍了堵塞的金融流通渠道，穩住了市場的信心，但是其主要的正面作用也僅限於此。延緩退出政策，或者是重新進行刺激，刺激政策的邊際效用必然下降。再次膨脹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因為難以增加社會的財富，還會導致債務膨脹，只會擠出民間的消費和投資，出現生産和社會財富的停滯現象。
　　而由於無法再明顯地增加社會財富，那麼多出來的財政需求和貨幣供給，只會造成通貨膨脹。貨幣是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全球範圍內的長期的海量貨幣無漏出，最終必然要引起通貨膨脹。目前由於傳統的CPI指數構成成分的缺陷，不能反映資産和金融市場的泡沫，而如果全面考慮全社會商品和資産的價格，那麼全球的CPI早已經上升了。
　　因此，延緩刺激政策的退出時間，甚至是重新加大刺激力度，其結果只能是造成生産停滯、通貨膨脹，也就是滯漲現象。這就是這輪危機的對策其未來最大、最可能的負面作用之一。由於這輪經濟刺激規模上史無前例，一旦發生滯漲現象就絕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美國滯漲現象可以相提並論。所以，全球也就會從金融危機直接進入長期的、嚴重的滯漲危機。全球一旦陷入長期的滯漲危機，治理起來將更費時費力，付出的代價也會非常大。因此，面對希臘危機蔓延的威脅，全球各經濟體不應該被其一葉障目，應該堅定地走退出路徑，以防範未來更大的、滯漲的風險。

（作者單位：東航國際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