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簡介 　　王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曾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第六、第七屆全國青聯委員，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被國務院授予的“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專家”，並被評選為“1988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曾多次參與起草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文件，多次在國家計委和國務院各部委獲一、二、三等科技進步獎。其主要代表作《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提出在沿海地區進一步擴大開放，發展大進大出的加工型經濟，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構想，為黨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提供了依據。

    由於金融危機，政府被迫向國有企業投資，形成了危機期間在産權增量方面的“國進”，而在危機過後為了解決生産過剩要壓縮産能，又以要“消滅落後産能”為理由，鼓勵産業重組與兼併，必然會形成國有兼併民營的格局，由此又會導致産權存量方面的“民退”。
　　在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要佔到60%左右，是導致分配矛盾的主要方面。
　　“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如果在未來十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就可以維持20年，年均社會消費額就可以從目前的10萬億元增加到20萬億元。則無論國際環境怎樣惡劣，中國經濟也可巋然不動，並且由此走向由內需所主導的長期高速增長新軌道。

　　繞過分配難解增長困局

　　中國經濟內部的生産過剩矛盾正在趨於尖銳，加大投資保增長會使未來産能更加過剩，因此政府已經把抑制生産過剩危機的爆發作為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壓抑過剩産能，一方面抬升消費，希望能由此改變總供求的平衡態勢。這種做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從理論上卻講不通。馬克思主義有關資本主義現代化大生産的原理早已説明，社會再生産的基本環節有四個，即生産、流通、分配、消費，過剩的發生是分配環節出了問題，而我們目前卻只在生産環節打轉，是繞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這個矛盾，其結果是壓了鋼鐵和水泥等又會出現其他的過剩，就是採用強力的行政手段限制死了所有産能增長，儲蓄大於投資的矛盾仍不會消失，甚至可能由於中國的産業資本在國內沒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對中國更加不利，所以繞過分配環節無論想什麼辦法也不可能解決生産過剩問題。
　　同樣道理，企圖通過刺激消費來阻止不斷下跌的消費率，目的也達不到，因為在不觸動分配結構的前提下刺激消費，增加的消費只能是將未來的消費前移，比如原來打算兩年後才更新的彩電由於現在有購買補貼就提前到今年了，所以，由消費刺激政策所出現的現階段消費高峰，必然連接着未來階段的一個消費低谷。而且，由於不觸動分配結構就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會極為有限。比如，在2009年初以來，預期1500億元的“家電下鄉”只實現了500多億元，刺激汽車消費政策則只實現了30多億元銷售額，比原先預想的1300億元相差更遠。
　　所以，企圖繞過分配環節來解決社會總供求平衡問題，不僅在理論上講不通，在實踐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在短期內可能會有些小的效果，從長期看卻不可能解決生産過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費率。
　　不僅繞過分配環節來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已經陷入困局，也會使宏觀調控越來越困難，因為次債危機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還沒有過去，在中國外部正醞釀着更大的危機，如果2011年以後更大的危機再次襲來，由於可能正逢本輪投下去的巨大投資開始轉變成産能，國內生産過剩的矛盾將更加突出，政府是否還有這次這麼大的投資增長餘地？如果本輪投下去的20多萬億元貸款由於生産過剩矛盾而有相當部分不能形成還款能力，在銀行體系開始出現鉅額壞賬，政府是否還能繼續讓國有銀行提供鉅額貸款？如果出口在下一輪危機中再次大幅度萎縮，國內消費又因為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而難以提高，政府又拿什麼讓投資需求像這次這樣來獨挑大梁？可以肯定地説，由於宏觀調控陷入困局，在下次危機中，中國經濟將難以像這次這樣迅速反彈，甚至可能長期走不出來。
　　宏觀調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發展的關係在目前陷入了混亂。在經濟下滑期為了應對萎縮，政府被迫通過各級地方政府平台向國有企業投資，形成了危機期間在産權增量方面的“國進”，而在危機過後為了解決生産過剩要壓縮産能，又以要“消滅落後産能”為理由，鼓勵産業重組與兼併，由於中小企業以民營為主體，必然會形成國有兼併民營的格局，由此又會導致産權存量方面的“民退”。這些措施和做法雖然是出自宏觀調控的需要而並非是想向計劃體制回歸，但難免會被認為政府是打着“保增長”的旗號實施體制倒退，因此已經引發了某種程度的思想混亂。
　　所以，如果不在分配環節實施突破，而是希望宏觀調控能解決總供求失衡矛盾，必然會使宏觀調控陷入更大的困境。

　　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難題

　　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卻有體制與戰略兩方面。體制方面的原因是，改革造成了新財富階層，他們不僅能夠通過勞動獲取收入，也能夠通過生産資料的佔有獲取收入，由此形成了收入向少數人集中的現象。體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大家普遍看到和認識的原因，在解決生産過剩矛盾中之所以會繞着分配矛盾走，也是由於體制所造成的分配矛盾很不好解決，因為歷經30年改革，中國已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與利益集團，而調整分配關係，就是要從諸多利益集團手中拿走他們已經獲得的部分利益，這又談何容易。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開始建立，在一段時間內“矯枉過正”，收入差距拉開得大一些難以避免，如果現在就對市場經濟體制動大手術，不僅對社會震蕩大，而且很容易讓“先富階層”動搖對市場化改革的信心，從而不利於中國市場經濟的穩固。所以，應當採取穩妥、漸進的方式進行。
　　戰略方面的原因是，新中國60年中始終採取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發展戰略，這種戰略使中國在長時期內保持了巨大規模的農村人口。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到2007年底雖然中國已經有5.9億城市人口，城市化率達到45%，但其中包含了1.6億農村人口，在這1.6億農村人口中，有1.2億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其他是“縣改區”和建制鎮範圍內的農民。在進城務工的農民中，只有約2000萬人是長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其他人則以“民工潮”的方式在城市和鄉村間穿梭。由於農民工雖然生活在城市卻過着極為簡單的生活，所以他們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口，由於統計原因被計算到城市人口中的城區和鄉鎮的農民，更不能被視為城市人口，這樣計算下來，2007年中國的真實城市化率只有34%，比統計顯示的城市化率低了1/4。
　　世界其他國家在人均3000美元GDP的時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是75%，中國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時的城市化率明顯偏低。工業化是為城市人生産商品，因為農村居民可以以自然經濟生産方式生存，所以如果只要工業化而不要城市化，就是只要供給增長，不要需求增長，必然會産生嚴重的生産過剩。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5倍，到2008年拉開到3.3倍。反觀日本和韓國，在工業起飛過程中的城鄉差距也有拉大傾向，但最高不過1.7倍，到工業化後期，農村居民還比城市居民收入高出10%左右，是一個先拉開後收縮的過程，就是因為他們的工業化過程是與城市化同步推進的。在中國則明顯是工業化速度大大快於城市化速度，由此導致當中國的生産能力已經可以滿足人均3000美元GDP消費水平的時候，中國的主體居民——9億農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不到700美元，有關研究説明，在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要佔到60%左右，是導致分配矛盾的大頭。
　　“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如果在未來十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就可以維持20年，年均社會消費額就可以從目前的10萬億元增加到20萬億元。2008年，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10萬億元，出口總額按人民幣計算是9萬億元，如果僅國內消費就可以增加10萬億元，則無論國際環境怎樣惡劣，中國經濟也可巋然不動，並且由此走向由內需所主導的長期高速增長新軌道。
　　因此，突破分配難題可以從體制和戰略兩方面入手，體制方面的原因要解決但時機還不夠成熟，而且在分配矛盾形成中的影響因素相對較小，因此應該放在後面逐步解決，而城市化不僅是造成分配矛盾的大頭，也比較好突破，所以推進城市化就是必然的戰略選擇。當然，推進城市化也會有利益關係的調整，也必須有體制方面的配合，比如讓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就必須建築大量廉租屋和低價商品房，這會使各級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收入顯著減少，但是如果各級地方政府能夠逐步認識到只有推動城市化才能給地方經濟增長創造新空間，而且哪個地方的城市化快，哪個地方的經濟增長就快，才能給提升地價創造條件，就會有推動城市化的動力。實際上近十年以來，隨着地方經濟規模的增長長，已經有許多省、市提出要建設大都市圈的要求，地方的城市化步伐，已經走到了中央政府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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