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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24 作者:社論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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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調控政策之下，土地市場依舊大熱。廣州亞運城地塊以255億元的天價被數家民企聯合購得，即是最新例證。土地市場熱，也使許多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借助土地大量“吸金”。在2009年，僅杭州一地，土地出讓金或會超過1200億元，讓人感慨。
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狂飆突進，牽涉問題眾多，其中有兩個方面不能不予以更多關注。其一，“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性，一個地方的長遠發展，怎能過於依賴賣地維繫？其二，在現實的背景之下，土地出讓金究竟該怎樣合規使用——這個問題的本質，事實上關乎土地收益的分配。
中國向城鎮國有土地使用者徵費的制度始於1987年。22年來，地方政府逐漸從“賣地”的過程中嘗到甜頭。特別是在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後，土地出讓金作為地方財政的固定收入全部歸地方所有。由此，地方政府借助土地生財的動力進一步得到刺激。
客觀而言，被稱為地方政府“第二財政”的大量土地出讓金，也曾為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出過力。這一點不能忽視，否則便會失之偏頗。不過，地方對“土地財政”的過於偏好和依賴，也導致政府職能扭曲、土地違法現象加劇等問題的出現，甚至還發生了不少腐敗案件。在利益的刺激下，一些地方政府打着“運營城市”的名義抬高土地價格獲取“快錢”。
還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是，“土地財政”模式早已經呈現出難以為繼的跡象，儘管這些跡象被樓市和土地市場一浪又一浪的“高熱”所掩蓋。應該認識到，鋻於樓市“高燒”的非理性，也鋻於土地市場“地王”紛紛出現絕非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一旦樓市行情下行，則“土地財政”的窘境，勢必會以更為激烈的形態表現出來。
必須指出，在許多地方，土地收入在整個區域的整體財政收入中的佔比是偏高的。少數地方，甚至到了畸高的程度。這反映出了地方財政收入的脆弱性，缺少更有活力的“造血”機器，缺乏可持續的發展動力——當這種財政收入結構失衡的現象較為普遍時，其背後隱含着的，是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
地方政府擺脫對於“土地財政”的過於依賴，已經到了關鍵節點。解決地方財政困難的命題，其答案無疑具有系統性和複雜性，但無論如何，過於偏好“土地財政”，只會使創造力更為遲鈍，也給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埋下風險。地方財政尋找更為可靠、可持續的收入來源，與未來的經濟方式轉型等命題緊緊結合在一起，同時還要理順中央與地方財稅與事權的關係。
某種意義上，“土地財政”的難以持續，也與土地收益分配製度的變化關聯在一起。在現行的由政府主導的土地出讓機制下，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是部分官員與開發商相互勾結，進而導致部分人受益，多數人埋單情形的出現。也就是説，本應由全民享有的土地收益，不恰當地被一部分既得利益群體佔有，導致社會分配的不公平。
關於土地出讓金的管理，近年來討論甚多。總體而言，一方面，針對土地出讓收益，要強調管理的規範性，全額納入地方預算，進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另一方面，在價值取向上，則要強調土地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土地出讓金本質是若干年土地使用期的地租之和，有很大比率是預支未來的收益。在這個意義上，土地收益分配的公平性要求顯得更為突出。
按照現有的安排，土地出讓金必須足額安排支付徵地補償安置費用、拆遷補償費用，補助被徵地農民社會保障所需資金的不足，結餘資金應逐步提高用於農業土地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比重，以及廉租住房建設和完善國有土地使用功能的配套設施建設。這樣的安排，也充分體現出收益與使用均圍繞土地展開的特點。但在現實中，本應“足額”的部分往往未能足額，而大量資金卻可能被不恰當地用到了不合適的地方，甚至被濫用。
2007年中，《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要求，土地出讓凈收益用於廉租房保障資金的比例不得低於10%。這其實是一個並不高的標準，但眾所周知，很多地方一提起建設保障性住房，便會大嘆苦經，個別地方甚至想出了出售廉租房産權的荒唐舉措。但現實卻是，土地出讓凈收益用於廉租房保障資金的比例不得低於10%這一要求，很多地方遠未完成。
這意味着，一些地方通過抬地價來抬高房價，同時保障性住房供應不足，直接或間接導致商品房價格上漲——雙重作用之下，一些地方政府有意無意間成了高房價的推手之一。近日，賣地收入最高的杭州市委領導高調表態，賣地收入首先用於保障性住房——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態度。
以長遠、可持續的眼光考量，“土地財政”狂飆突進是對未來的過度透支，其模式終將難以持續。而在現有的政策框架下，保證土地出讓金的公平分配與合規使用，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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