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貿易摩擦呈現愈演愈烈之勢，我們想要化危為機，就得有效整合各種力量，關注貿易保護的新趨勢、新手段，儲備足夠的可採取的反制措施，盡快掌握駕馭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的整體協調能力，以求得貿易摩擦中的博弈均衡。
　　關稅制度屬於國家主權範圍，但又受其他國家關稅的制約，因為本國的出口即為他國的進口，因為本國的進口即為他國的出口。在不合作博弈前提下，各國都實行高關稅雖然都不是最壞的結果，但總的得益最少（即實現了納什均衡）。而各國都實行低關稅雖然都不是最好結果，但總的得益最大（即實現了帕累托均衡）。問題是，這種帕累托均衡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各國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都願意把高關稅視為最佳選擇。“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使平均關稅都降下來，並嚴懲他國提高關稅獲利。儘管關稅問題似乎解決了，但各國還會拿非關稅説事，繼續引發貿易摩擦。而非關稅壁壘更加複雜多變，貿易保護手段更加隱蔽，整體保護也更強。在輪胎特保案中，美國採用的就是世貿組織成員專門針對中國的、操作更簡單易行、殺傷力也更強的“特殊保障措施”條款。
　　貿易保護主義的強弱，取決於各國的經濟形勢和自身的利益。中美經貿關係緊密相連，兩國貿易量巨大。但基於美國對華長期貿易逆差，加上金融、經濟危機，失業率高企，奧巴馬政府為了尋找替罪羊，迎合國內一些政治勢力，保持民望，遂把自身的問題轉嫁到對它出口較多的中國上來。於是，美國政府一方面高喊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又從輪胎、玻璃、無縫鋼管到銅版紙，不斷對中國輸美産品揮起制裁大棒。《華爾街日報》已把奧巴馬稱為“貿易保護主義總統”，從長期來看，中美之間在政策博弈中不大可能出現最優均衡，貿易摩擦在所難免，而且只會有增無減。
　　在各國經貿往來中，出現貿易糾紛是正常的現象，但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如果各國動輒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只會帶來雙輸，進而拖累各國乃至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就中美貿易來説，中國目前由於經濟增長方式過多依賴出口以及出口結構存在的問題，已經而且還將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而對美國來説，由於中國向美國出口的産品有相當一部分是由美國的跨國公司生産的。比如美國兩大輪胎製造商固特異和庫柏都是在中國生産輪胎後再出口到美國。對這些産品徵收懲罰性關稅或施加其他限制，不僅會增加本國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削弱其國內的購買力，減少國內其他産品的銷售，也會損害那些跨國公司的利益。所以，許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學者用大量有説服力的數據分析説明，貿易保護必將危及脆弱的全球貿易體系，損害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聲譽，破壞美國想要在全球經濟危機中扮演領導者的努力。考慮到貿易夥伴可能採取的報復性措施帶來的消極後果，美國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實際上只會使失去的本國貿易市場和工作崗位要比原先想“保護”的還要多。
　　歷史經驗表明，自由貿易從來只是一種神話。各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承諾也沒有實質意義。抑制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解決貿易摩擦，只有通過現實經濟力量的博弈。儘管目前中國遭到貿易保護主義影響的出口在出口總量的比重和絕對數量上雖然都非常低，但歐美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來勢洶洶，不僅對我國的相關産業産生了不利影響，而且還會常態化。因此，中國政府和企業決不能掉以輕心，而必須認清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的實質和規律，在積極融入相對開放和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環境中，努力推進自由貿易的同時，不迷信自由貿易，更不高估自己推動自由貿易的能力。我們要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切實提高博弈技藝和熟悉、掌控規則的能力，在合作中求發展，在競爭中求保護，以獲得博弈中的優勢。尤其要盡量避免在貿易摩擦中“授人以柄”，加快現有過多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調整出口結構，加快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儘早實現從“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的轉變。

（作者係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