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中，有一個名詞叫“劉易斯拐點”，它是勞動力從充分供給轉化為大量短缺的一個轉折點。當這個轉折點出現時，那些一味依靠廉價勞動力創造企業利潤，以低廉産品價格優勢獲取競爭力的人口紅利時代，也將一去不返。很顯然，目前瀰漫四處的“民工荒”，就將以加工製造業為代表的沿海産業置於了這樣的“劉易斯拐點”上。
令人疑惑的卻是，儘管在經濟上有所回暖的沿海企業，已經試圖通過提高工資的方式，挽回那些早已候鳥歸巢的農民工，但這些企業卻依然不得不面臨招不到工人的窘境。而這樣的境況還不止發生在沿海，在民工輸出大省四川，同樣的民工荒也在一定程度發生，以致為了招徠民工，當地部分建築工月薪已經高達5000元。企業用工遍尋不着，農民工供給一片荒蕪，人們不禁要問，那些任勞任怨的農民工究竟去了哪？
一份近期四川省農民工就業情況的調研報告或能揭開當下民工荒的謎局。該報告顯示，四川省內和“三北”地區已經取代沿海，成為返鄉農民工再就業的首選地。同時，原從業於“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外向型製造産業的農民工，開始轉向建築業和第三産業，並將這些産業作為擇業的主要趨勢。這或正是經濟學上普遍適用的“用腳投票”。的確，在常年的生存、福利權利缺失之後，農民工也唯有拾起“用腳投票”的權利，才能用這種選擇倒逼自己的權利回歸。
多年來，沿海以出口為主導的加工製造産業，通過積年累月地吸納廉價農民工，以低廉的價格創造出了豐厚的利潤。利潤的累年增長，卻並沒有帶來農民工工資、福利的相應改善。與此同時，農民工的住房、醫療、教育等權利卻又始終游離於城市的邊緣。在企業與社會的雙重權利漠視下，農民工基本處於在“經濟上吸納，社會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狀態。以致當勞動力供給量隨着人口逐漸減少，民工第二代有關工資、福利、就業環境等權利意識逐漸覺醒之時，勞務供給走向“劉易斯拐點”便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而金融危機則加速了這個拐點的形成。
金融危機過後，大量農民工被裁員返鄉，其基本生存權利亦被棄如敝履，這讓更多農民工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生存。同時，多年漂泊的權利浮萍，以及被城市社會歧視的經歷，也讓更多農民工愈發眷念自小生存的土地。於是回歸成為一種必然，權利的自救與追尋也更由此開始。沿海製造産業向內地的轉移升級則提供了這種可能，當工資待遇與沿海相差無幾，又能在家工作之時，在本土就業便成為農民工“用腳投票”的必然選擇。此次四川的就業報告所顯示的，部分農民工留在省內就業便是明證。
與此同時，不以低廉勞動力作為主要競爭手段的建築業和第三産業，相較粗放的製造業更能提供好的福利待遇。於是，大量農民工涌向這些産業便成為必然。這也正是農民工開始流向建設較多的“三北”地區，以及災後重建的四川地區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民工荒産生的深層原因正是多年累積下的民工權利荒。當純粹依靠廉價勞動力創造利潤價值的出口製造業，其粗放的産業格局不能得到根本改變之時，當農民工多年來被排斥、被歧視的權利現狀無法得到根本轉變之後，那農民工自會選擇“用腳投票”的權利，涌向那些能相對獲利的行業，而讓那些漠視自己權利的行業陷入“民工荒”中，以此倒逼自己的權利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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