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李鐘和（右）在位于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亞行總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受外部經濟形勢不明朗、原油和其他一些商品價格上漲等負面因素影響，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復蘇之路將漫長而艱難。 新華社記者 譚衛兵 攝

7月6日，在印度東部城市加爾各答，一名股票交易員觀看印度財政部長普拉納布慕克吉在議會宣布新預算案的電視報道。慕克吉當日在議會宣布了印度新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預算案，部分延續了上屆政府的經濟刺激措施，並加大對農業和貧困人口福利等社保收入。 新華社/路透

    亞洲經濟問題核心是結構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政府經濟刺激計劃雖必不可少，但只是短期性應急措施。亞洲國家必須進行經濟改革，改進勞動力市場結構，提高國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建立切實可行的社會保障網絡。亞洲必須找到一個更具可持續性、國內消費更活躍的經濟模式。

    美國《外交》雙月刊7—8月號刊登外交學會國際問題研究員布賴恩P克萊因和英國《經濟學家》周刊駐東京記者肯尼思尼爾庫基爾合寫的一篇文章，文章認為：
    亞洲經濟問題核心是結構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政府經濟刺激計劃雖必不可少，但只是短期性應急措施。亞洲國家必須進行經濟改革，改進勞動力市場結構，提高國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建立切實可行的社會保障網絡。亞洲必須找到一個更具可持續性、國內消費更活躍的經濟模式。
    出口依賴是亞洲經濟衰退的誘因

    在全球經濟衰退中，亞洲首當其衝。臺灣2008年第四季度的出口下降了42%，工業生産下降了32%———比美國在大蕭條時還要嚴重。2008年，日本在近30年以來首次出現貿易逆差。今年春季，日本的工業生産降至20世紀80年代初的水準。新加坡政壇元老李光耀預測，2009年，這個城市國家的經濟可能會下降10%，是自1965年獨立以來最大幅度的萎縮。
    在這一地區，一年前還因表現一貫強勁而受到讚揚的各經濟體已經停下了腳步，甚至陷入了衰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導致亞洲目前這一經濟困境的正是此前令它獲得成功的發展模式：對出口的嚴重依賴。在決定靠出口工業制成品獲取成功後，亞洲領導人讓自己處在了極易受西方消費減少影響的境地。經濟增長的社會和政治基礎也很薄弱，對公共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性事業投資不足，國家治理不善和法治欠缺。從經濟快速發展中獲益最大的商界和政界領導人忽視了這些問題，至于普通民眾，只要收入每年都有所增長，也不會有什麼怨言。
    亞洲經濟問題的核心是結構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雖然必不可少，但主要聚焦于短期性的應急措施。亞洲的商業模式已經衰退，什麼將取而代之尚不清楚。
    如果亞洲領導人不能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減輕貿易失衡狀況、推動國內消費和發展社會保障網，目前這場危機將導致以下這些普遍性問題：最近剛剛脫貧的這一代人可能會再度陷入貧困，經濟衰退時間過長甚至可能引發社會和政治動蕩。

    內需不發展背後的問題

    商業交換是所有經濟體的基礎，為什麼依賴外國消費而不是國內需求會有如此大的不同？極度依賴出口讓一個國家易受其他地區經濟衰退的影響。
    過度強調某一領域還會以消極的方式改變商人、政治家和公眾的動機。注意力過于集中在出口上還會導致經濟扭曲。企業投資、政府支出和外國直接投資都涌入出口行業，損害了整體國內經濟的利益。公共教育、醫療、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等社會性商品經常受到忽視。
    這就能夠解釋亞洲人為何要盡可能地攢錢：他們需要“自我保險”，他們要自己肩負這些經濟重擔。在這一地區，通常一戶人家會將年收入的10%到30%存起來。在中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全國的儲蓄額(包括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相當于國內生産總值的一半。雖然節儉通常是一種美德，但在這種情況下，卻是一種惡行，因為它使金錢遠離消費，而消費能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和改善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
    亞洲國家的內需還受到其他若幹因素的制約，其中包括長期性的資源分配不當。錯誤思想引導下的投資導致了對房地産的盲目開發，雖然真實(非投機性)需求往往很弱。在北京和上海，仍在建設新的寫字樓，雖然空置率正在上升。
    與此同時，中小企業獲得資金的渠道仍然受到嚴格限制。銀行通常更青睞大項目和得到政府計劃支援的項目，因為它們認為，這些項目風險較低，所提供的擔保品價值較高。但通常情況下，小公司使用資金的效益更高，更具有創造性，能使更多人分享財富。銀行青睞大項目和政府項目的問題是嚴重問題。
    而且，貸款不成比例地流向勢力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集團，不管它們是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是香港、印度、日本、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家族集團和大型聯合企業。在中國，佔GDP70%的中小型企業只利用了中國20%的金融資源，這種趨勢不能單單以大企業的資本集中來解釋。
    對大項目和大企業的偏袒使權力落入了精英們的手中。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前夕，香港最大的15個家族控制了相當于香港GDP84%的財富；在馬來西亞，這一數字是76%；在新加坡和菲律賓，這一數字接近50%。盡管從那以後情況有所改觀。目前，由李氏家族掌控的三星公司佔到了韓國全部出口的近1/5。
    這種財富和權力的集中導致全亞洲的企業管理十分薄弱。盡管瀆職行為確實並非亞洲所獨有———美國曾發生過一些大規模企業倒閉事件———但該地區的人大多缺乏責任感。

    亞洲經濟的結構性問題：資本過于集中、過于追求出口

    由于資本如此集中，亞洲中産階級的發展也受到了阻礙。過去20年中，盡管個人消費和工資就絕對值而言有所增加，但在亞洲整體GDP中所佔的比例實際上卻下降了。在許多國家，工人們買不起他們生産的商品；國內消費無力緩解出口下降造成的衰退。
    在中國，盡管出口和企業利潤在1997年至2007年間迅速增長，工資佔GDP的實際比例卻從53%下降到了43%。盡管亞洲各國人民的經濟狀況比以前好了很多，但他們的福利卻沒有跟上他們身邊經濟增長的步伐。可以從消費者行為中看到這種後果。在過去10年中，隨著亞洲經濟增長，國內消費卻大致維持在原有水準，或者説相對于GDP而言實際上有所下降。在中國，它由45%下降至35%。盡管支出增長了，但理應伴隨著經濟增長而誕生的龐大的富裕消費者階層卻還沒有完全成型。
    咨詢公司麥肯錫公司最近在一份報告中估計，中國年收入超過3.65萬美元的家庭有160萬個。盡管對奢侈品品牌而言這一數字相當可觀，但它還不足以支撐大范圍的國內消費增長。單單中國和印度可能就有20億新消費者，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極為貧困。
    亞洲經濟奇跡的另一個因素———集中計劃———也造成了今天的困難。在經濟發展初期帶來穩定的國家調控如今正在遏制企業家的經營活動和更為繁榮的國內經濟增長。盡管經歷了30年的改革，但中國政府依然擁有全中國76%的財富，掌控銀行部門，並監管著佔整個經濟1/3的國有企業。同樣，在政府已廢除被稱為“許可證為王”的復雜規定的印度，繁瑣的手續依然在阻礙商業發展。
    最終，追求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必須付出隱藏的代價。它分散了決策者和商業領袖的注意力，他們本應努力建立和鞏固推動國內經濟可持續發展所必需的制度。絕大部分新增財富使用效率低下，或單純被儲備起來。一些國家明顯的弱點也被忽視了———從腐敗、法律監管不健全到環境惡化。
    由于結果顯示出口模式是成功的，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就變得更為困難了，因為既得利益者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現在，整個亞洲還沒有做好迎接一段漫長的經濟增長放緩時期的準備。

    可持續模式的建立：提高工資、發展教育、完善社保

    在西方，經濟危機宣告了一個大規模去杠桿化時代的到來。那些靠大規模舉債來逐步增加收入的金融機構不得不採取措施降低風險，這導致資産價格大幅下跌。這種調整雖然痛苦但卻是必需的。同樣，亞洲經濟體也需要經歷類似過程，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度轉而刺激國內消費。
    值得讚揚的是，亞洲國家對衰退的反應是迅速的。中國公布了一項近6000億美元的兩年期支出計劃(盡管引發了其中有多少是新投入資金的擔憂)。日本經濟刺激計劃的總額達2500億美元，約為GDP的5%。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已撥出了相當于本國GDP8%至9%的資金。
    不過，盡管這些計劃強調要投資社會福利項目，但大部分支出落到了基礎設施項目上(這是有用的，因為這種項目雇用非熟練工人)。中國花在教育和醫療上的支出不足4%。
    亞洲國家可以在發展人力資本、提高收入和減少儲蓄等領域採取更有價值的政策。一個明顯具有積極意義的長期做法是發展教育。不過，關鍵不在于單純地修建更多的學校，而在于擴大現有國家助學貸款和助學金項目的規模。這不僅可以減輕窮人的經濟負擔，也可以讓年輕一代將教育成本分攤到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這樣的話，家長可以減少儲蓄，從而有可能增加國內消費。
    亞洲國家還必須改進它們勞動力市場的結構，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盡管衰退時似乎不像是增加商業成本的恰當時機，但永遠不存在理想的時機。亞洲絕大部分的工作安排是非正式的。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擁有正式薪水和工資的工作只佔總數的40%左右。這給企業帶來了靈活性，但對工人卻意味著缺乏保障。
    調整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提高工人工資，可以推動整個經濟發展並刺激國內消費。這是上世紀之初美國的經驗，當時，亨利福特宣稱，他希望付給他的工人足夠多的薪水，讓他們買得起一輛他生産線上裝配的汽車。從1914年開始，福特將每日最低工資標準由約2美元提高到5美元，並制訂了每周休兩日的制度。亞洲必須爆發同樣的消費革命，而提高工資水準是必要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亞洲國家必須建立切實可行的社會保障網絡。缺乏基本的經濟保障是亞洲人存這麼多錢的最大原因，減少這些儲蓄可以釋放消費。不過，真正的社會福利體係，除了需花費很長時間來建立外，還需要充足的早期資金和民眾在改變儲蓄行為前對這一體係的測試。
    要做到這一點，方法之一是建立“社會財富基金”。“社會財富基金”可以獲得國有企業中政府所持股份的一部分，並將其紅利專門用于教育和醫療等社會事業。從電信運營商和石油公司到煙草公司，亞洲國家的國有企業擁有數百億到數千億美元的資産。將此類股權中的一大部分分配給一個專門基金可以顯示出政府致力于社會改革的決心。
    在某些地方，建立持久的社會保障網絡將特別困難。例如，在中國建立涵蓋廣泛、國家主導的養老金體係的想法可能會和不利的人口狀況撞車：在預期壽命大幅提高的同時，中國的出生率卻一直在下降。未來不斷萎縮的勞動力大軍是否願意或能夠為不斷增長的老年人口買單。
    在未來半個世紀中全面改革亞洲的社會模式將是一項意義不下于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改革亞洲經濟的任務。這將是一個同樣困難和漫長的過程———但必須現在就開始。
    一個繁榮的亞洲可以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本世紀，亞洲將依然以其強勁的經濟為傲，但必須找到一個更具可持續性、國內消費更活躍的經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