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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近期刊發了系列報道，介紹了去年金融海嘯中“嗆水”的部分浙江民企如何在當地政府的積極救助下“死而復生”。這種地方政府對當地民營企業施以援手的救助模式，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堪稱民營救助的“浙江模式”。
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當屬浙江和廣東。事實上，自去年夏季以來，珠三角不少民企同樣陷入困境，甚至瀕臨破産。當地政府雖然也是主動介入，但更多是進行“善後”，主要是處理債務債權糾紛，特別是用財政事先墊付工人工資、社保，而企業的“生死”則交由市場。
儘管金融危機不是常態，但是對地方問題企業的幫助卻是政府的常態工作。因此，分析浙粵兩地政府的做法，對於其他地方和今後均有借鑒意義。
“浙江模式”的務實
從浙江被救助企業的情況看，要麼是産品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要麼是佔有比較大的市場份額。
這些企業之所以陷入困境，除了金融海嘯的外因，有的是因為企業創始人心有旁騖，比如熱衷資本市場，喜歡多元化；有的是因為企業內部治理、技術水平不足以應對外來衝擊。
由於品牌知名度較高、規模較大，這些企業對當地財政、就業、聲譽的影響不容小覷。因此，地方政府進行救助，在所難免。在救助方式上，大多是政府相關部門牽頭，讓當地上下游企業或同類型企業注入資金、技術等，參與重組。
上下游或同類型企業參與重組，不僅可以發揮採購、生産、銷售的協同效應，讓企業的生産經營迅速恢復元氣，而且有利於降低重組成本，增加救助成功的幾率。這無疑是個務實的選擇。
在務實選擇重組“伴侶”的同時，“浙江模式”還對企業的內部治理、技術水平等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從實際情況來看，受援企業在重組後，治理結構普遍得到提升，創始人或家族一股獨大的局面得到改觀。
“善後”與企業自生能力
同為民營經濟重鎮的廣東，在去年金融海嘯後有不少企業倒閉，卻鮮見地方政府的大規模救助。
廣東更多的是對企業倒閉後的“善後”事宜高度關注，而把企業的“生死”交給了市場。最典型的案例當屬去年10月東莞樟木頭鎮兩家大型玩具企業。
樟木頭鎮為何沒像紹興、台州、杭州等地一樣，組織當地企業對破産倒閉的企業進行重組呢？筆者認為，這或許是當地政府基於企業競爭能力、生存能力的一種考慮。合俊、俊領兩家玩具企業雖然規模不小，但均是代工，産品附加值偏低。隨着生産要素價格的提高，這類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日漸衰退。而此前東莞就曾希望適度對這類代工企業進行“梯度轉移”，搬遷到土地、人力等要素價格相對更低的省市去。換句話説，單純的“輸血”很難救活該企業。
不僅如此，東莞當地不少企業的老闆、資金來自境外，招聘的也多是外來務工人員，地方上通過提供土地、廠房來收取租金和稅費。企業和地方之間缺乏“血肉”&&，關係比較松散。這或許進一步降低了地方救助遇困企業的動力。
以東莞為代表的“廣東模式”儘管略顯殘酷，但借助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有助於企業培育、保持自生能力，以及區域經濟的活力。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認為，比較優勢和企業自生能力是中國改革30年成功的秘訣。比較優勢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企業自生能力簡言之，是指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一家企業不需要外在扶持、保護，就可以在市場上獲得可接受的預期利潤率，因為它在開放、競爭的環境中做了最好的選擇。
隨着我國經濟的發展，企業自生能力比比較優勢更為重要。
“救急”之後需立足長遠
分析、比較浙粵兩省對在金融海嘯中遇困企業的做法，有以下幾點值得深思：
選擇合適的救助對象，而不僅僅是“太大了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經濟危機中政府對企業進行救助已毋庸置疑。但是，救什麼企業，不救什麼企業？存在一個標準問題。一般來説，涉及系統風險的企業應當得到救助，譬如美國救“兩房”。推而及之，如果一個企業的倒閉對地方具有系統風險，那麼地方政府無疑要及時出手救助。其次，要看企業遇到困難的真實原因以及有無後續發展潛力。浙江選擇被救助的企業，大多是具有較強的自主研發能力、市場競爭力，只是因為資金鏈出了問題，重組後極有可能重新煥發生生機。反之，東莞的一些外向型企業，市場競爭力已經逐漸喪失，如繼續扶持這些企業無異作繭自縛
政府救助企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浙江模式”中，地方政府部門雖然在重組中發揮了牽線搭橋等重要作用，但並沒有直接插手新公司董事會的管理、決策和企業的日常經營。同樣，東莞對破産企業的“善後”，主要是通過墊付工人工資成為破産公司的債權人，並未大包大攬，或直接用行政手段干預企業債權債務的處理。
政府對遇困企業的救助不僅要“救急”，更要立足長遠。“救急”只是第一步。在通過救助讓遇困企業活下來後，更重要的是培育企業的自生能力，讓企業在市場中學會如何強身健體。筆者認為，政府可以總結遇困企業的共性，&&專家學者提供智力支持，這樣也可以為今後處理類似問題積累經驗。同時，積極幫助企業提高內部治理水平，以及技術和研發能力。
而直接動用地方財政對遇困企業進行工資墊付等“善後”行為，更要考慮如何建立科學的決策程序和責任體系。譬如，從制度安排的角度來看，財政墊付是否在窮盡其他救濟手段的前提下才可以啟用？而啟動財政墊付的具體條件又是什麼？
如今，火熱的樓市和反彈強勁的股市已經讓國人對經濟危機愈發淡漠，而浙粵兩省在危機中對遇困企業的處理亦多少帶有“應急”的色彩，但這其中反映的問題實乃社會治理的一項常態工作，如何從中獲取新知，積累經驗對經濟發展和處理好政企關係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