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州日報》報道，在固定電話定價權去年下放運營商之後，移動本地電話定價權今年有望也下放運營商，這意味着我國移動電話資費還有較大下降空間。據悉，工信部已制訂了《關於調整移動本地電話業務資費管理方式的通知》(徵求意見稿)，其核心內容是將移動本地電話定價權交由運營商，鼓勵運營商通過“單向收費”等手段降低資費。
一直以來，國內手機單向收費裹腳不前，喊了10年仍然是“風雨無阻”和“雷打不動”。
記得前些年有關部門在推行“單向收費”時，就用了“鼓勵”二字。“鼓勵”電信運營商降低手機資費，幾乎已經成為主管部門慣用的管理方法。但是“鼓勵”的結果卻是飽受詬病的雙向收費依然不改。這表明靠“鼓勵”促進手機單向收費是難以産生效果的。
事實上，所謂的“鼓勵”並非一種強制性措施，不僅無任何約束力和執行力，並且運營商也不會把鼓勵當回事。即使有權威統計數字稱，從2001年到2006年，電信資費下降了62%，2008年下調了11%，2009年也下降了13%左右。但消費者的切身感受仍然相反，——國內通訊資費仍嚴重偏高。譬如，去年手機話費佔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77%，而按國際經驗，應用成本佔到1%以下才能實現普遍服務。可見在國內電信資費居高不下的前提下，不強制要求電信運營商有效降低資費，難以打動收費壁壘。
用“鼓勵”這樣的措詞來管理混亂無序的電信收費，不僅藥不對症，甚至會適得其反。因為，在電信市場仍處於壟斷經營的現狀下，指望靠“鼓勵”的方式，打破電信壟斷壁壘，讓消費者得到實惠，無疑是癡人説夢。因此，要想使電信資費下降到合理水平，僅靠電信運營商的道德自覺，遠遠不夠。惟有通過剛性化管理和立法手段，才有可能管住不合理的電信資費，讓國內手機資費標準盡可能與國際接軌。一方面，有必要改變以“鼓勵”為主的方法，適當引入剛性的管理指標，比如在科學的成本核算及確保運營商適當利潤的基礎上，&&一些強制限價措施，才能將手機單向收費推向深入；另一方面，不妨借鑒歐美國家的經驗，通過立法控制的方式，先給國內電信運營商一定期限的“自律期”，如果沒有效果，動用法律手段，推出強制限價措施，向不合理的電信資費“宣戰”。一言以蔽之，想使手機“單向收費”早日實現，僅靠“鼓勵”的方式喚醒電信運營商的道德自覺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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