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通知要求嚴格徵地拆遷管理工作，因工作不力引發徵地拆遷惡性事件，有關領導和直接責任人將被追究責任。
    這種維護民眾權利，阻止公權力部門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侵奪民眾權利之實的行為，是值得稱道的。而且，命令的限制對象直指擁有對暴力拆遷有“最終解釋權的人”——官員，也使得這個通知，顯現出少有的制度強硬和民生溫情。
    暴力拆遷問題的嚴重性終於得到高層較為清醒的認識，甚至解決問題的思路也具有根本上的實質性突破。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暴力拆遷”這個詞就此從漢語詞彙裏逐漸淡化。因為，這其中還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存在：那就是“徵地拆遷惡性事件”由誰定義？定義的標準是什麼？
    暴力拆遷，於法於理，都不是現代文明社會裏應該出現的現象。但糾結之處就在於，由於有公權力部門的參與，本來簡單的開發商與原住戶之間的經濟博弈行為，演變為民眾與權力或直接或間接的對抗。而誰能在這場力量懸殊的不公博弈中搶佔力量和道德高地，是顯而易見的。而政績衝動和灰黑色利益的誘惑，前者無處不在後者又幾乎不被懲處，那麼，現在讓公權力部門住手，並劃分出哪些屬於惡性拆遷事件，哪些不是，相當於讓裁判員自行定下游戲規則，然後自己又衝上場去施展拳腳一樣——君不見，哪一次和暴力拆遷這個詞語緊緊相隨的，不是“暴力抗法”這般句式？如此一來，充滿維護民生權利溫情的通知，如果因為民眾沒有定義“惡性拆遷”的權利，難免又陷入“最終解釋權歸權力”的叢林游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