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舉行的記者會上，美國國會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就人民幣匯率講話。新華社發

    從你的書桌、案頭任意拿起一件物品，任何一件，十有八九都是中國制造的。我們做過這個實驗——從鬧鐘到訂書機，都出自中國工廠，正如去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高達2960億美元的海量貨物一樣。
　　這些進口總額的數據是呼吁人民幣升值的重要驅動因素，也是呼吁重啟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的國會法案的另一原因。這兩種聲音都基于這樣一些假設：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美國的國內生産將增加，貿易逆差將會減少。然而這些假設無一是正確的。
　　隨著失業率的上升，人們對美國國內生産充滿憂慮，但影響就業的不僅是貿易因素。制造業提供的工作數量佔總就業的比例從1979年的20%下降到了今天的10%，與中國的貿易總額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增加，但自此之後制造業的工作數量佔比並無顯著變化。隨著美國工廠變得更有效率，能以更少的人工産出更多的商品，就業崗位轉移到了服務業。10到15年前，美國生産著全球約1/5的商品，如今這一比例增長到近1/4，而且採用了更少人工。美國工人的問題切實存在，但無法通過錯誤指責中國得以解決。
　　隨之而來的中國制造業就業崗位的飛速增長給人以錯覺，似乎他們從美國偷走了工作機會，但其實更多地以亞洲其他國家為代價取得。比如説，以前多半出自日本的電視機和音響設備，如今則多數來自中國。2007年，日本商品在全球商品中的佔比比1995年下降6%，而同期中國上升了7%，佔全球商品總額的11%。以往在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生産的産品越來越多地在中國工廠裏生産或組裝。令人驚奇的不是你桌上的東西那麼多是中國制造，而是來自亞洲其他國家的是那麼少。
　　提高中國商品的價格無助于將生産轉移到美國。增收關稅或者推動人民幣升值會讓中國商品更貴但不會讓美國出口的産品更便宜。除非價格差異很小，否則美國對中國産品的需求不會轉移到美國産品上。假設一款手機在中國制造的價格為100美元，而在美國生産需要200美元，即便將中國制造的手機價格提高到130美元，對美國産品吸引力的影響甚微，也無法刺激當地工廠增加招聘崗位。
　　當價格更高的時候，美國人可能會放棄購買中國産品，但是如果進口的貨物屬于簡單部件或成本更低的組裝品，那麼放棄中國産品並不會改善美國經濟。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過去使用中國制造的汽車座椅的一家美國汽車制造商將為同樣的座椅支付更多，進而要麼削減自身利潤空間，要麼提高整車價格。國內成衣制造公司強烈抗議對進口棉織物徵稅，正是基于同樣的理由。如果中國制造的部件、基本原料或者簡單商品價格提高，則産成品甚至包括主要在美國制造的産成品價格也會水漲船高。更高的價格不符合任何公司或消費者的最佳利益。
　　用人民幣升值或者提高關稅的辦法會促使生産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美國獲得了一個勝利的表像：對華貿易逆差下降了。然而，整體的貿易失衡卻會雪上加霜。這種情形下，要買到原來100美元的手機，美國人不得不支付130美元給中國，或120美元給新加坡。無論怎樣，買同樣的東西，需要向國外支付更多的美元。
　　以iPhone為例，商店裏的實際價格接近300美元，盡管手機後殼上標注的唯一國名是中國，但價格中只有極少部分流向了中國。中國工人僅提供最終組裝的工作，為整部手機增加的價值僅為4美元。新加坡生産核心處理器、美國提供觸摸屏，佔據了手機利潤的主要部分。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或僅對價值4美元的組裝步驟實施關稅，整體成本可能才增加約1美元，對消費者的選擇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但如果針對整個手機徵稅的話，將價格將提升至近400美元，則任何需求的下降對美國公司造成的損失都大于中國公司。
　　即便對全部在中國生産的商品而言，如果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大于對消費者需求的影響，貿易赤字同樣無從改善。當中國商品價格飆升30%時，如果要達到改善貿易平衡的目的，美國人削減的購買總額至少要達到同樣金額。假設在價格上漲之前，每天有10個美國人花10美元購買T恤衫。但當價格漲到13美元時，有兩個人(20%)決定不買了，其余8個人要花費104美元——超過了之前的10個人的購買額。此種情形下，人民幣升值30%會令貿易赤字惡化，因為雖然消費的東西少了，卻需要花更多的錢。
　　其實有更好的辦法。我們無需在匯率問題上爭論不休就可以支援美國制造，降低貿易赤字。要達成此目的，我們需要為美國出口提供更多機會。
　　大多數的出口政策動議仍然圍繞在匯率變動上，這樣做是錯誤的，原因有三。首先，很多美國商品的部件來自于中國或者其他地方，因此這些部件的價格提升會稀釋美元貶值帶來的收益。盡管經濟學家提出2006年美元貶值以來，同期的貿易赤字減少，但這一現象更多是由于經濟衰退而非匯率變動；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降幅超過對歐洲國家，而同期人民幣與美元匯率是聯繫的。1999年以來，美元對歐元貶值40%，但對歐洲的貿易赤字卻巋然不動地穩定。
　　其次，88%的美國生産都由國內消費，因此任何提高生産成本舉措的結果主要由美國民眾承擔。
　　最後，外匯交易波動幅度極大，以此為據做出政策動議難免基礎不牢。現在全球每天的外匯交易額約為2萬億美元，是全球日均GDP的10倍。絕大部分都是外匯交易員通過猜測其他交易員行動進行投機，只有一小部分，每年約100萬億美元，真正反映了貨物和服務的交換。在交易員預期一致的情況下，今天讓美元疲軟的因素明天就可能消失，而兩天內的經濟基本面完全沒有變化。
　　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從實際的商品和服務的交換出發更為合理。因為美國制造業的産出在增長，而國內需求在萎縮，國外市場提供了天然的良機。中國時常抗議，如果不是由于美國過度控制出口，中國可以從美國進口更多商品——例如與安全防衛有關的閉路錄影機等産品。這種説法有一定道理。白宮估計，每年可額外增加出口超過400億美元，而且不造成任何國防威脅。
　　華盛頓政府宣稱中國可以對美國商品進一步開放市場，會令中國消費者和美國生産商都受益，這也是事實。如果中國放松從國外專業進口領域限制，貿易量提升將有益于于各國企業。舉例而言，美國在物流領域擁有一流的公司，如果放開對此限制，中國的國內商業將從中受益，金融産業、消費者安全、醫療行業也是如此。據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Economics)2006年估計，放開此類限制貿易額預計將每年提升約600億美元。
　　這些加總在一起就是1000億美元，或者説超過500萬個的就業機會。美國2009年向世界出口商品總額超過1萬億元，增加1000億元是可實現的，達至這一目標的最可靠方式不是通過匯率而是通過關注開放市場。通過加強智慧財産權和專利的保護，提高對真正美國産品的需求，可以進一步提升收益。不同于進口關稅問題(可能導致有害的雙邊貿易限制措施)，中國在市場準入、産品保護等領域顯示出了進行互惠互利雙邊談判的意願。
　　採取比幹預匯率更明智做法的裨益豐厚而可觀。外匯市場龐大而動蕩，寄望其穩步改善並非良策。如果能夠專注于提升數十億人對美國産品和服務的需求，美國及美國的熟練工人定能見證更大的成功。

　　作者簡介：

　　法蘭克紐曼：現任深圳發展銀行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他曾經擔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美國信孚銀行首席執行官、美洲銀行集團首席財務官、富國銀行執首席財務官。
　　丹紐曼：為作家和經濟研究者，居住在美國西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