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賦予美元和美國貨幣政策格外的特權影響美國以外的世界，以至於美國貨幣政策的調整常常觸發世界性資本流動逆轉，對東道國影響深重，但不把所謂“國際公利”放在心上顯然是美國決策者們一以貫之的做派。上世紀80年代初，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鐵腕推行緊縮貨幣政策，造就了“耶穌以來最高的實際利率”（時任西德總理施密特語），山姆大叔對盟友們的抱怨充耳不聞，結果引發了80年代席捲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集團的債務危機，眾多國家陷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不能自拔。1994年，美聯儲加息導致墨西哥資本流動逆轉，從大規模資本流入轉為資本外逃，釀成墨西哥危機。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一定程度上也有美國貨幣政策調整的問題。那麼，當前是否也存在美國貨幣政策調整引發大規模資本流動逆轉的風險呢？答案是“有”！
　　在這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中，美國為本國救市而大舉實施“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全球市場游資氾濫，股市、大宗商品、房地産等資産市場在實體經濟部門尚未真正復蘇之時便泡沫橫飛，2008年跌幅遠超西方成熟市場的新興市場，更是在國內政策和游資內流的雙重推動下領漲全球股市，充分顯示了新興市場波動性巨大的特點。可是，如果美國感到國內實體經濟復蘇基礎已足夠穩固、通貨膨脹和資産泡沫風險壓力巨大而開始加息，是否會再次觸發新的大規模資本流動逆轉？是否會進而急劇刺破新興市場的資産泡沫？高度依賴初級産品部門的某些熱門新興市場在2009年爬得高、2010年是否會跌得重？須知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日後也不會有純粹的經濟決策，所有的經濟決策都要考慮到政治，由於美國軟硬實力均因這場危機而相對下降，中國和部分新興市場的軟硬實力則相對上升，美國因此有着強烈的動機要引發中國和新興市場危機，而通過貨幣政策調整，先吹大新興市場資産泡沫，然後急劇刺破，對美國而言這是最好的不戰而勝之道。
　　大宗商品價格已成資産泡沫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石油輸出國又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大金主，這一點進一步放大了潛在資本流動逆轉的殺傷力。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加劇後，初級産品價格暴跌，在前幾年的初級産品牛市中火爆的某些新興市場國家一度驚魂，2009年全球高強度“反危機”措施導致資金氾濫，推動大宗商品價格迅速反彈，讓這些新興市場松了一口氣，俄羅斯等初級産品輸出國主權債務危機陰影已經大體消逝，但迫在眉睫的危機緩解並不意味着他們經濟社會長期結構性問題也一併得到了解決，油價高漲導致非石油産業凋敝的“荷蘭病”將長期困擾他們。而在非石油産業凋敝的情況下，主要西方國家貨幣政策調整若能引發大規模資本流動逆轉，也必定足以顯著壓低初級産品價格，對初級産品輸出國影響可想而知，而作為國際資本市場大金主的海灣富裕石油輸出國也會因此不得不抽回部分資金以圖自保和開支。
　　現在，涌入新興市場的某些熱錢已現撤出跡象，西方金融機構也開始發出唱空新興市場之聲；我們無法準確預測泡沫何時破滅，但我們可以肯定，是泡沫就終將破滅。在這場潛在的資本流動逆轉中，台灣的地位尤其危險。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台灣都是被動的接受者，是棋子而不是棋手；民進黨人的狂言可以在島內興風作浪，但無改於這個現實。由於經濟開放度較高（對大陸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員除外）且規模較小，台灣經濟、特別是金融市場受大國決策影響很大，西方大國貨幣政策調整倘若引發大規模資本流動逆轉，台灣不可能倖免，反而可能是首當其衝者之一。
  　可以説，台灣資産市場漲勢之所以那麼顯著，重要因素之一是市場參與者（包括投資者和投機者）們看重兩岸關係改善的利好，因為兩岸關係改善不僅有助於改善台灣經濟基本面，陸資入&更有可能直接推高台灣股市和樓市。2010年1月16日MOU（《兩岸銀行、證券及期貨、保險業監管合作備忘錄》）生效以後，兩岸業者可提出設立分支機構申請，大陸QDII將得以投資台灣股市，與此同時，台灣銀行業及證券期貨相關事業也可前往大陸投資或設營運據點，相信相關業者會對此“機遇”大加宣傳。然而，台灣當局政治動員能力頗為虛弱，在這種情況下，一度熱烈討論的兩岸經濟協作架構協定很有可能淪為台灣股市、樓市炒家的炒作題材，而不是成為現實；而倘若不能與大陸經濟緊密接軌，台灣經濟就只能在亞太日益邊緣化，其資産市場的基礎相應也就只能日益虛弱。

（作者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