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朱鎔基總理離任前重提“恐高症”，強調在大好形勢下一定要看到問題，不要被衝昏頭腦。“我預料（GDP）全年會超過8％——我不希望超過8％，這個形勢太好了，我有恐高症，我就是怕太高了，太高將來怎麼辦，你能維持8％嗎？或甚至於更高。”他認為，樓市經濟是靠不住的，“現在投資的增長60％靠房地産，房地産的推動能力很大，建築材料工業、鋼鐵工業都上去了，但將來如果沒有這樣的拉動力怎麼辦？難以為繼啊！”他又説，“我也不是説問題很大，我就是説，某些城市——我沒説全部城市，它的房地産有一點熱，不是‘過熱’，是有一點熱，現在就應引起注意”；“我們要更加着力培養人民群眾的購買力，特別是農民的購買力，才能拉動這個生産，而不是單純靠投資”；“這個房地産，特別是高級房地産，尤其是在大城市的高檔房地産能不能保證賣掉呢？你不能把這個風險都加在銀行身上，我只是提出一個預測，也不是警告，要小心一點。”（摘自《朱鎔基：本屆總理任期的最後100天》，《財經時報》2003年3月2日）

　　在目前高房價的背景下，再看看這段文章，或許能引起我們的某些反思。現在，學者們常用房價收入比和租金回報率衡量不合理的中國房價，在體制下卻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從供給面看，地方政府壟斷土地供給為房價提供上漲的引擎。於是，體制下，中國地産商就不再是簡單的生産企業，而是土地銀行，其獲利模式是靠經營大量土地儲備並從土地未來升值中獲利。只要銀根不緊，地産商幾乎沒有任何壓力，拿地和開發的錢幾乎可以全部來自信貸。更關鍵的是，地方政府與開發商高度的利益同向，“打死”開發商，政府的收入從何來？地方政府會自覺地控制供給為開發商保值，出了那麼多 “地王”，地産商卻不用擔心有一天“麵粉比麵包貴”，因為政府會主動和他們協商，以保持最大的共同利益，比如容積率，給他們提升個百分之幾十，可以給他們加樓高，甚至修改規劃以躲囤地處罰等等，辦法多得很。所以，“痛痛快快地拿地，有節制地開發”是中國房地産業穩賺不賠的金科玉律。
　　從需求面看，城市化和工業化加速階段所蘊含的剛性需求，貨幣超發所導致的通脹壓力逼着房屋完全脫離消費屬性，而淪為跟黃金一樣的天然保值品，黃金沒有使用價值，而中國房價可以不必看租金回報率。其實，更關鍵是信貸條件的放鬆。如果銀行系統願意為未來負債和資産質量惡化而承受更多的責任，中國超級大的人口基數足可以將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變成現實需求，而且能釋放很多年。當然中國金融部門技術低下會制約了其杠桿放大能力，但人口基數實在巨大。儘管不能像美國人搞花樣翻新的各種次貸創新，但中國人傾三個家庭之力足以攢齊一份房貸的首付。
　　中國銀行的房貸幾乎很少顧及借貸人的第一還款來源和能力。最近看到的一位中國台灣作者寫的書，她在德國大學當研究員，有一份不算微薄的薪水，想貸款置業，卻不被銀行通過，因為她得證明在未來還貸的10年、15年或20年期間持續有固定收入。這在中國有可能嗎？
　　儘管最近政府調控房地産的稻草密集地扔出，但仍然不能就此排除中國房價是否還會進入一次飆漲階段，因為中國經濟中本能的極強的投資和信貸的“動物精神”仍在。
　　房價下跌趨勢形成中短期還難以奢望，除非取消期房預售和迅速開啟物業稅，決心準備好了嗎？去年賣了4.4萬億人民幣的房子，回籠的資金足夠地産商撐過一年半載，面對不確定的未來，開發商也會調整策略，盡可能控制新開工量和延長建設期，現金若過快變成資本形成，一旦形勢有變，那將是“下油鍋”的感覺。2007年和2008年盲目開工所形成高庫存的教訓，我相信多數開發商還是心有餘悸，如果不是危機及時到來，恐怕當下的地産商要倒掉大半。
　　而未來兩三年中，銀根已經難以實質性緊起來了，這一輪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刺激，註定明後年內貨幣供給和信貸都會維持一個高水平。只要整體銀根寬鬆，地産商不愁拿不到錢，沒有必要再傾銷。
　　儘管很多理由支持中國的房價跌不下來，但從長期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抗拒未來人口和社會結構變化的客觀規律──老齡化。當一個國家家庭的財富主要由房産構成時，當“90後”的中國富裕家庭都擁有（或繼承）3套以上的房産時，誰來維持這個國家的家庭財富不貶值？靠那些想進城的農民工嗎？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