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總量的迅速膨脹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對此變化作出正確的理解，並且給出正確的戰略思考，來保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然而隨着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我們正在逐漸地陷入一種錯誤的總量邏輯中，這種邏輯錯誤主要體現在重量輕質、盲目追求定價權、忽略結構性問題、錯誤的總量加總、追求總量的生産方式等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經濟又在高速增長的國家，要想讓人民群眾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就必須從錯誤的總量邏輯中走出來，把提高效率（而不是增加總量）置於優先的地位。否則，我們仍然有可能掉進令人痛苦的“馬爾薩斯陷阱”。
　　經過近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三個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經濟總量的迅速膨脹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對此變化作出正確的理解，並且給出正確的戰略思考，來保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隨着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我們正在逐漸地陷入一種錯誤的總量邏輯中，這種邏輯錯誤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量輕質。即把經濟總量的膨脹誤認為是國家競爭力的提高，從而導致了不切實際的國際競爭戰略，比如急於進入國際高端産業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過早過多地承擔本不應該由中國來承擔的國際責任等等。如果我們冷靜地把中國與世界上另外兩大經濟體做一個國際競爭力比較，就很容易發現，儘管中國經濟總量增長很快，但是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力仍然很弱。
　　從統計數據來看，世界經濟體系中最大的三個經濟體分別是歐盟、美國與中國。美國的競爭力在於其無可匹敵的創新能力，在美國強大創新能力的背後則是其最具競爭力的教育；歐盟國家、特別是歐盟中那些核心國家的競爭力在於“審美”，因為具有審美能力，所以歐盟核心國家便在國際分工中獲得了奢侈品生産的近乎壟斷的地位；中國是個新興工業化國家，既沒有創新能力，也沒有審美能力，有的只是存量規模極其巨大的廉價勞動，這就決定了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世界工廠的地位。由此可見，中國總量的確是增長了，但就其國際競爭力而言，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已。
　　二、盲目追求定價權。隨着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張，中國的資源缺口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隨着中國從外部世界進口的資源不斷增加，總量邏輯的錯誤又發生了，這種錯誤表現在盲目追求定價權上，其中的推理過程大致如下：因為中國是最大的資源進口國（買主），所以中國就應當擁有進口資源的定價權。
　　然而，這樣的邏輯是根本無法成立的，理由就在於當今世界上大部分資源交易市場均屬於典型的賣方壟斷市場，作為買方是無討價還價的能力的，更別想獲得定價權了。但是在總量邏輯的推動下，我們一直想要獲得定價權，在不能獲得定價權的情況下，又試圖通過人民幣升值來降低資源的進口價格，結果不僅沒有能夠以低價獲得國際資源，反而嚴重打擊了出口部門。其中的道理很容易理解，為降低資源進口價格而採取人民幣升值的做法，實際上是向賣方發出了“需求”增加的信號，結果在賣方壟斷的市場中，人民才升值了20%不到，但是國際資源的價格卻增加了兩倍以上，實在是得不償失。
　　三、忽略結構性問題。在這方面有兩個例子很能説明問題，一是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二是關於以內需來替代外需的問題。
　　在關於人民幣是否需要國際化的問題上，曾經有這樣一種邏輯，強國的貨幣必須成為強幣，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所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所以作為中國的貨幣人民幣就必須國際化。其實，關於人民幣是否能夠國際化，我們只要從結構上做一些認真的分析就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從宏觀上講，人民幣實際上是一種被美元滲透的貨幣，因為在人民幣發行機制中，外匯佔款發行佔到很大的比重。從微觀上講，人民幣缺乏微觀基礎，因為中國生産的産品大部分屬於加工製造，缺乏國際競爭力。只要稍作國際比較，我們就可以發現，與美國和歐洲核心國家所生産的、具有市場壟斷能力的差別商品不同，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所生産的産品大都屬於不可壟斷的競爭性産品。基於以上事實，從總量邏輯得出的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結論就是不可信的。首先，在缺乏微觀基礎的情況下，人民幣並不具有走向國際社會的競爭力，理由很簡單，只要一個國家的産業不具有競爭力，那麼它的貨幣也就同樣不可能具有競爭力，更何況國際貨幣體本來就不是一個可以自由競爭的體系；其次，人民幣國際化將會削弱美元的地位，然而就人民幣是一種被美元滲透的貨幣而言，只要美元的地位被削弱了，那麼人民幣本身的地位也將隨之被削弱，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這種內生性&&告訴我們，人民幣國際化並不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現在再來討論關於以內需來替代外需（出口）的問題。2008年危機發生以後，由於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居民消費支出迅速下降，從而導致了中國出口的大幅下降。於是就有了以內需來替代外需的政策建議，很顯然，這種政策建議仍然是建立在總量邏輯之上的，因而同樣是行不通的。
　　從總量上來看，一國的國民生産總值（GDP）等於本國居民的消費加上國內投資、再加上出口、減去進口，如果有政府干預，那麼還得加上政府的財政支出。按照總量邏輯，假如出口下降了，那麼我們至少可以採取以下措施中的任何一種、或者多種措施同時並用來維持一個不至於造成衰退的國民生産總值：其一，是增加國內投資；其二，是增加國內居民消費支出，也就是增加內需；其三，是增加政府的財政支出；其四，是減少進口。這意味着內需、投資以及政府的財政支與出口是一種替代關係。但是，若對以上四種維持經濟增長的措施從結構上加以分析，那麼就會發現，以上四個變量之間的關係並非是替代關係，而是因果關係。以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受到存量失業人口的約束，工資率將難以在短期內出現大幅上漲的可能性，只要工資率不漲，那麼內需就難以增長，因為需求是居民的恒久性收入（主要是工資）的函數；要想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就需要通過增加投資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盡可能快的速度來出清過剩的勞動人口；在國內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內需缺乏的情況下，由投資增加所造成的産能釋放就只有通過出口、借助於國際市場來加以出清。
　　以上的邏輯關係告訴我們，就內需與外需的關係來看，出口是原因，內需是結果，因為內需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是就業的函數、就業是投資的函數、投資是出口的函數。所以沒有出口的增長，也就不會有內需的增長。假如不去開拓國際市場（目的在於擴大外需），那麼純粹增加投資，就會導致産能過剩；增加政府支出雖然在短期內可行，但從長期來看，不加控制的政府的支出必定會導致財政赤字，進而引起宏觀經濟的惡化；若是選擇減少進口的政策措施，那麼就有可能引發國際貿易爭端，甚至走向貿易保護主義。因此，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來説，除了出口之外，別無其他更好的選擇。
　　四、錯誤的總量加總。錯誤的總量加總是忽略結構問題的必然結果。如上所述將國民生産總值簡單地等同於國內居民消費加投資、再加出口等等，就是一種錯誤的總量加總，因為它忽略了結構問題。
　　在今天的中國，還有一個非常錯誤的總量加總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後果，那就是發生在房地産市場的中總量加總。在房地産市場的需求函數中，事實上存在三種不同需求，它們分別是低收入者的需求、高收入者的需求、以及介於兩者之間中産階級的需求，這些由不同收入水平而生的不同需求從性質上來講是非線性的，因而是不可加總的。正因為房地産市場中非線性的需求是不能簡單加總的，因此，房地産市場不存在一般均衡，只有分離均衡。所謂分離均衡，就是面對三種不同的需求，需要有三種不同的供給方式來予以滿足。簡單地講，就是高收入者的需求通過開發商的市場化的供給來予以出清，低收入者的需求通過政府提供的經濟適用房或者廉租房來予以出清，而中産階級的需求則可以通過市場化的租售混合的方法予以出清。但是由於人們按照總量邏輯進行錯誤的加總，以為房地産市場的需求是可以加總的，結果，伴隨着中低收入階層的購房需求被錯誤地加總到高收入者的需求曲線之中而來的便是房價的不斷走高，以致在危機的衝擊下，中國的房價竟然不跌反漲，從而使得中國經濟深陷房地産泡沫而難以正常運行。
　　五、追求總量的生産方式與馬爾薩斯陷阱。總量邏輯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注重産量、忽視效率，這個問題在中國表現得尤為突出。長久以來，中國一直看重土地的産出率，忽略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土地産出率強調的是總量，而勞動生産率強調的則是效率。由此造成的後果便是伴隨着土地産出率提高而來的還有人口的迅速增長，結果在經濟總量增長的同時，人均産出卻沒有什麼變化，人民群眾的貧困依舊揮之不去，這就是經濟史學家們所説的“馬爾薩斯陷阱”。
　　進一步的觀察可以看到，一個只講數量、不講效率的國家或者社會常常會把全部能量和資源都投向為數不多的工程，而且這些工程常常都能夠取得成功，然而這僅僅是孤立的成功而已，因為投入更多勞動力來解決某個問題並不是什麼創新之路。無數事實已經證明，凡是傾全國之力來完成某個偉大工程的國家、特別是那些非生産性工程的國家最後都出現了增長的危機。
　　綜合以上各點分析，我們必須強調，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經濟又在高速增長的國家，要想讓人民群眾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就必須從錯誤的總量邏輯中走出來，把提高效率（而不是增加總量）置於優先的地位。否則，我們仍然有可能掉進令人痛苦的“馬爾薩斯陷阱”。

（作者係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