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危機震驚了世界。
    它對中國的全部意義在於：以自己的現身説法，警示中國：任何一個過於倚重房地産的經濟體都必然走向崩潰。
    中國房地産業與金融的捆綁，比迪拜更嚴重。根據央行發布的報告，截至今年6月末，商業性房地産貸款餘額為6.21萬億元，如果算上房地産業的社會集資，數額更大。而龐大刺激經濟計劃所耗用的資金更為驚人。國內學者研究認為，2010年，我國地方債務的總額將超過10萬億元，而國內的研究機構則認為可能超過13萬億元——這僅僅是地方政府的債務，還沒有計算中央的債務。
    對照歷史，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數字。
    回首上個世紀90年代，密集的基本建設投資後，留給了銀行超過3萬億元的壞賬，大型國有銀行處於破産邊緣——而那個時候的基建規模比現在要小得多。中國為了解決這3萬億元壞賬，付出了巨大代價。先後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資本金、成立四大資産管理公司剝離商業銀行不良資産、外匯儲備註資等方式，最終使這些大銀行擺脫危機，並包裝上市。令人痛心的是，賤賣資産，低價引入的海外戰略投資者最終成為投機者——他們在賺取鉅額利潤之後溜之大吉，而中國不得不重新面對未來的危險。
    中國現在最大的一個隱患是：嚴重依賴房地産，嚴重依賴民生行業的發展——推動GDP增長最快的力量居然來源於民生領域，而民生領域恰恰是政府應該做好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的！這正是GDP雖然快速增長而民眾生活壓力日益增大的根源所在。
    要豪華的數字，還是要民生；要表面的奢華，還是要民眾的幸福……這不是哈姆雷特要面臨的問題。當中國的物價絕對水平超過歐美，以擠壓民生為代價支撐起來的增長模式還有多少空間可施展？這種畸形的發展模式還能持續多久？
    當財政部規定“企業按月按標準發放或支付的住房補貼、交通補貼或者車改補貼、通訊補貼，應當納入職工工資總額”時，實際上開創了對福利徵稅的一個惡劣先例。當幾元錢的飯補也成為徵稅的目標，實際上在預示着為了完成基建投資而對資金籌集的迫切和焦灼。
    迪拜，以自己的慘痛給了中國一個警示，但中國未必買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