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人發表了一篇題為《燃油漲價的積極意義》的文章。
文中列舉了燃油漲價的三重“積極意義”：第一，成品油稅費改革增加了中央財政預算收入；第二，趕在通縮時期上調有利於今後抑制通脹；第三，燃油價格上漲，各種新能源就可以發展，既有利於保護環境，又有利於經濟增長。細細分析，這所謂“積極意義”不過是強詞奪理。
“成品油稅費改革”，和燃油漲價並非一回事。人們質疑的是油價按所謂“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所作的三次調升，而不是燃油稅費改革帶來的油價上漲。把成品油稅費改革帶來的中央財政預算增收的“功勞”，記到燃油提價的頭上，疑為不符合市場規律的燃油提價狡辯。
在今年中央財政增收金額中，成品油稅費改革的增收佔了全部財政預算增收的97.32％。也就是説，成品油價調升帶來的增收基本就沒有上繳國家財政。我測算，單是今年6月1日的油價上調，按提價400元/噸、每月全國銷售成品油1700萬噸(4月份全國成品油銷量達1734.1萬噸)計算，一個月的收入增加就不下於68億元，這些因提價增加的收入顯然都落入了石油壟斷巨頭的腰包。如此看來，燃油漲價“增加了中央財政預算收入”説，站不住腳。
“趕在通縮時期上調有利於今後抑制通脹”，但擔心“將來”的通脹，並不意味着可以誇大通脹預期，把必然滯後兩三年才可能發生的通脹等同於現實的通脹。
誠然，燃油價格上漲，促進新能源發展，“既有利於保護環境，又有利於經濟增長”。但這只是理論的分析。新能源發展的意義，不能脫離兩個條件：第一，全球傳統化石能源已近枯竭；第二，新能源的商業開發價值顯現。現實的情況，未必利於新能源的發展。全球化石能源遠未達到枯竭的時候，石油“峰值説”也不靠譜；國際油價現在不過70美元，還不到去年7月國際最高油價的一半。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老百姓，憑什麼要過早背負比發達國家還高的油價負擔，把自己腰包裏本來不多的錢掏出來奉獻給石油壟斷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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