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失衡到再平衡的過程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每次危機都是對失衡的一次糾正，所有的危機都是這樣的。中國經濟當前處於周期回落、結構調整以及全球經濟危機逐步惡化的壓力集聚期，世界經濟包括中國經濟可能步入一個相對較長時間的低增長格局，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將保持在6.5%-8.5%之間。
　　“4萬億”投資不僅是緩解危機的救命錢，打破束縛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以及導致經濟失衡的結構性因素，改變阻滯經濟效率的制度問題，也應該是“4萬億”重拳出擊的主要內容。當前經濟下行導致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歷史經驗警戒我們，“對衝”經濟周期的擴張性政策，如果不能科學估計負面效應，將會為未來埋下隱患。從中長期看，保增長，還要促轉型，必須將反周期的政策和結構性調整結合起來，徹底走出“一方面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又在製造更大問題”的發展誤區。“4萬億”的關鍵是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重在破解中國經濟五大長期結構性頑疾。

　　一、 長期要素投入失衡與投資驅動型增長。
　　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最為直接的驅動方式。投資何以成為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引擎？這與我國長期投資率高，資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資本，特別是國際資本的注入有很大關係。我們來考察增量資本産出率這一代表資本邊際效率的指標。增量資本産出率表明，當ICOR 提高時，增加單位總産出所需要資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著投資的效率下降。根據筆者的測算，中國增量資本産出率在改革開放之後邊際資本産出比率均值為2.56，近三年又呈逐年上升趨勢，這表明資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資效率呈下降態勢。由於投資的宏觀收益下降，實現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投資比率，需要大量資本，這是中國投資持續處於高位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就要素投入結構而言，在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投入貢獻為69.5%，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僅為32.8%，而且近幾年還呈現下降的趨勢。全球經濟危機使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難以為繼，以經濟結構轉型、技術創新、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等為特徵的 “熊彼特增長”模式，是今後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4萬億”更多的使命是促使經濟內生的增長。

　　二、 資本回報率和生産要素回報率的長期失衡。
　　近年來，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甚至有效下降的趨勢。造成産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勞動力價格計量嚴重脫離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勞動價值。當前我國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現“三低現象”：一是勞動收入在GNI(國民收入)中所佔比例低。2000-2006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4%，而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3%；二是工資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總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2003年為61.8%，2005年為45.3%，2006年為44.6%，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三是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低。雖然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則，但初次分配存在資本回報率不斷提高、勞動力回報率持續下降的趨勢。
　　另一方面從生産要素成本來看，中國一直在經歷著要素價格扭曲並承擔著相應的成本。30年來，我國長期處於低要素價格狀態，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正是這種扭曲在某些行業和地區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資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以低價的中國製造出口全球，並通過貿易順差回流境內的失衡格局。另外，能源密集型出口産品的競爭優勢也是由於能源定價低形成隱性補貼。所有這些失衡不僅意味著資源的錯配，也是中國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的內在根源。

　　三、 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非一致性失衡。
　　經濟增長與就業不一致是全球經濟的普遍現象。上世紀90年代後全球經濟增長的就業效應明顯下降。從2000年到2006年，全球年均經濟增長率約為6.26%，而失業人口卻從2000年的1.77億增加到2006年的1.95億，約增加10%。可見，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並沒有大幅度降低全球失業率，失業人數一直呈上升態勢。
　　我國的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也呈下降趨勢。近年來，由於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的升級、技術進步帶來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吸納勞動力的作用有所減弱，再加上中國勞動力供給長期大於需求，經濟增長對資本、技術的彈性更高，而對勞動力的彈性更小。以近幾年為例，2003～2007年GDP年增長率均在10%左右，而就業人口年增長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80萬個就業。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並沒有對就業産生多大拉動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就業增長産生了擠出作用，體現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
　　沒有就業的經濟增長不是真正的經濟增長。從未來10到15年看，我國可能會出現由最初經濟增長主要靠農村剩餘勞動力為工業化提供低廉的勞動力供給，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變為短缺時的“劉易斯拐點”。因此此次政府4萬億投資關鍵要協調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關係，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均衡。而從4萬億刺激經濟方案的構成看，政府主導和引導的投資行業取向非常明顯，主要是將基礎設施、農林水利、交通通信、環境保護、城鄉電網改造等公共事業等作為重點投資領域，而這些投資領域恰恰是吸納就業能力較弱的行業，擴張性宏觀調控政策具有逆就業傾向，其刺激就業增長的效果可能並不顯著。
　　今後中國應該選擇就業優先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更多指向吸納就業或激勵創業的經濟領域，將“雙保”——保增長、保就業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主線，以實現促進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的良性循環，通過經濟增長帶動更多的就業。

　　四、 行業利益分配結構的失衡。
　　“4萬億”還要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行業利益結構的制度進行大幅度改革，這不僅關乎利益的分配，歸根結蒂也是經濟效率的問題。要借此大規模投資之時，盡快打破行業壟斷，擴大對內開放。我國的壟斷行業多屬於自然壟斷，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産權配屬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早就應該被提上議事日程。要以此次大規模投資為契機，逐步打破石油、電力、鐵路、金融、電訊、教育、醫療和文化娛樂領域的壟斷，進一步開放國內高回報的壟斷性服務業。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鬆綁後，還要經濟推進體制性政策的改革，引入競爭主體，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必須著力解決以下三個難題：
　　第一， 價格機制能否解決。價格和收益&&在一起，壟斷行業，例如鐵路運輸價格由政府實行管制，非常不利於投融資，民營資本感到盈利回報很難確定，自然不敢輕易進來。
　　第二， 許多壟斷行業政企不分。現在，政府既是鐵路的借貸主體，又是投資主體甚至融資主體，這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是説不通的。例如在合資項目中，鐵道部既要吸引民營資本進來，又要保持自己的控股地位。這就大大打消了民營資本投資鐵路的積極性。
　　第三， 內外有別的問題。由於民間資本無法進入，如果壟斷行業進行市場化改革，這個市場很有可能會像銀行一樣讓給外資。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諸多領域民間資本不讓進入，設置的門檻過高，但外資進入的門檻卻很低，還給予一系列優惠條件。
　　第四、 謹防大規模投資進一步加劇區域發展失衡。
　　我國區域經濟失衡問題由來已久，從總量上看，近幾年中國區域經濟差距擴大趨勢仍未改變，根據地區GDP計算的地區經濟發展離散系數(反映的是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異情況，值越大，説明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越大)繼續呈擴大趨勢，即2002至2006年分別為0.806，0.821，0.823，0.840，0.848。而今4萬億投資是否拉大差距還是問號。
　　4萬億投資的基本來源有3個途徑，一是中央財政通過發放國債籌集，二是地方政府投入，三是金融機構貸款。從各省目前公布的數據看，東中西部差異很大，例如廣東2.3萬億，上海8000億，北京1萬億，河北5889億，吉林4000億，海南2070億、安徽3890億等等，基本和其經濟實力吻合。而中西部的湖北597億、陜西260億、廣西778億顯然不能與廣東、上海等經濟大省市相提並論。此外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在地方政府不允許發債的情況下，除了預算外的土地收入，最大的可能仍然是銀行貸款，而中西部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縣域以下存在人為壓縮信貸的現象，因此有必要從區域金融風險溢價的角度出發，建立激勵金融資源均衡配置的發展格局。
　　(作者單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