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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8%的增長率對中國還不夠?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經濟增長方式。如果中國僅僅在現有的結構上實行量的擴張,將不會帶來理想的生活環境。而經濟結構調整更重要的是進行體制性的基礎設施投資,也就是消除造成生産要素報酬差異的各種人為因素,包括限制勞動力流動、資本進入以及地區城鄉間的各種壁壘。
自由主義大師米爾頓?弗裏德曼曾將經濟學概括為一句話,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而諾貝爾獎新科得主保羅 克魯格曼則認為,蕭條經濟學就是研究免費午餐的。在蕭條時期,部分資源是閒置的,可以隨手取來,所以世界上確實存在免費午餐。而在一個沒有足夠需求的世界裏,自由市場原則是難以運行的。
那麼,中國是否也存在類似的政策機會呢? 在當前的國內國外背景下,國內積極的調控政策次第而出,是必然之舉。餘下的問題有兩點,政策的力度大小,結構偏向如何。簡單地説,前者決定了政府端出的蛋糕的大小,後者則涉及這塊蛋糕的分配。相比之下,筆者認為,後者更為關鍵。政策偏向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快慢,並最終決定了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以及福祉何在。 繼貨幣政策風向反轉之後,財政政策終於結束時滯,浮出水面。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體現在收支兩條線上。在減稅上,兩次上調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降低了房地産交易稅,並即將啟動千億規模的增值稅全面轉型方案。在增支上,也有了新進展。據報道,發改委已就固定資産投資進行了會商,雖規模大小未知,但基本方向大致明確了,即集中在港口、鐵路、能源(核電)、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政策帶有濃厚的結構調整色彩。房地産政策的信貸和減稅政策主要惠及普通住房以及改善性住房的購買者,出口退稅力度向就業拉動效應大和高附加值商品傾斜,增值稅轉型也有着許多公認的結構優化效應,而在固定資産投資投向方面,民生的投入,即醫療、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可能佔比60%左右,農村和中部省份的基礎設施有望得到重點照顧。 這種政策導向有望得到延續,並有望消除以往發展中的失衡。當前中國社會經濟中存在着明顯的軟、硬基礎設施失調,物質基礎設施優良並且日新月異,而體制性基礎設施則改善緩慢。這在上一輪宏觀調控政策得到了直觀的體現。從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重點是大興基礎設施,客觀上為中國這一輪經濟增長構建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當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 固定資産投資是拉動經濟最直接的手段,但必須從長期考量增加投資的效益。投資是GDP的直接構成部分,並能通過乘數效應帶動其他産業的發展。然而,投資另外一個重要屬性是,它將形成未來的産能。如果預期到外延式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進一步擴張,那麼當前大力增加投資就不是理性的選擇。由於過度依賴投資刺激經濟,上一輪經濟同時出現了通貨緊縮和經濟較快增長的現象。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巨大的産能得以通過出口有效消化。這是過去十年的故事。但這種全球擴張的局面已難以重演。中國的出口已達GDP的四成,在經濟大國中是最高的比重,很難想象還能再明顯提高。 另外,中國的後發優勢已消耗殆盡,這也要求我們盡快脫離過去那種簡單地刺激經濟增長的軌道。平均而言,效率的提高對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接近三成,並不算低。但這種效率的提升主要是利用勞動力價格優勢簡單地模仿國外先進技術實現的,這是中國技術進步的基本含義。當我們落後國外三十年時這一點是容易做到的,因為幾乎所有現代商品和生産工藝都有現成的模板,可以方便地拿來實踐。但日本、韓國的經驗表明,這只是進入高一級發展階段的第一步。 當投行高盛在2007年初提出“脫鉤”假説時,它在市場中的地位幾乎是不可侵犯的,而現在它不得不棲身在傳統商業銀行業務的屋檐之下才能勉強不被市場拋棄。與獨立投行模式的命運一樣,“脫鉤”假説似乎也逐漸被市場揚棄。該假説預言,無論美國經濟衰退與否,都不會導致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衰退。在嚴格意義上,該假説對中國還是適用的。理論上的衰退是指經濟出現一段時間的負增長。美國經濟明年很可能進入衰退,而即便偏悲觀的預期也會認為,中國明年的增長率會在8%左右,而在可預見的將來,出現負增長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8%的增長率對中國還不夠?這顯然不能僅僅用就業壓力來解釋。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在於經濟增長方式。8%的增長率應該能孕育出巨大的發展福祉,而要挖掘出這些福祉,依靠簡單的刺激政策是行不通的。 建設體制性基礎設施的時候到來了。結構調整不僅包含轉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更重要的是進行體制性的基礎設施投資,也就是消除造成生産要素報酬差異的各種人為因素,包括限制勞動力流動、資本進入以及地區城鄉間的各種壁壘。從這個角度説,即便是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也應該是結構性的,把基礎設施投資當作削平城鄉差距和東中西部地區差距的渠道。 很難想象中國這個日益龐大的經濟體能建立在現有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上。如果中國僅僅在現有的結構上實行的擴張,將不會帶來理想的生活環境。各界對經濟基本面的預期日趨悲觀化,這種預期本身已開始對經濟産生負面影響。銀行開始惜貸,企業間的信用往來也明顯收縮,家庭着手考慮節衣縮食。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替私人部門花錢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些不應該再是總量上的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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