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稅務總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稅收達到3255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0.5%，其中印花稅共完成83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4.2%；個人所得稅完成2135億元，同比增長27.3%。

　　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GDP為130619億元，同比增長10.4%；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65元，同比增長14.4%。人們不禁要問，為何這麼多年來，稅收都能以遠高於GDP和居民收入的速度增長？
　　當前我國稅收增長遠遠高於GDP和國民收入增長水平，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國實行的是生産性稅收制度，隨着原材料價格的不斷上漲，在生産各個環節的交易總量被不斷放大，稅收的規模也在不斷增加；隨着我國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徵稅範圍的完善，個人所得稅增長速度越來越快。
　　所有這些都説明，我國的稅收總量正在隨着生産規模的擴大而不斷增加。
　　但是，在任何國家增加稅收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稅收杠桿必須有利於改善公共産品的供給，必須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在稅收連續數年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應該與時俱進，審視我國的稅收政策，盡快將生産性的稅收制度，轉變成為消費性的稅收制度。
　　生産性的稅收制度，稅收的重心在生産環節，無論是生産要素的交換還是資本市場重組，都需要承擔沉重的稅負。這樣的稅收制度體系在生産快速發展階段，必然會導致稅收快速增加。但是當整個社會出現比較明顯通貨膨脹的時候，稅收制度非但不能起到的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反而會由於資源配置價格的不斷上漲，而導致國家稅收總量不斷增加。今年上半年我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農産品價格不斷上漲，石油等能源原材料價格隨着國際市場價格的上漲而不斷攀升，在這種情況下生産性稅收制度的弊端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一方面企業要應付通貨膨脹帶來的巨大壓力，而另一方面國家的稅收隨着資源配置環節價格的上漲而不斷增加。
　　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現有的稅收法律體系，通過調整生産經營階段的稅收結構和稅收負擔水平，讓企業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再生産，從而增加我國經濟總量，為國家稅收的長期穩定增長打下良好的基礎。
　　最近，東莞向低收入者發放紅包的事情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引發了人們對於“如何才能真正讓利於民”的思考。有些學者認為，政府應當減稅讓利，藏富於民。從理論上來説，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但問題就在於，稅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還是一個民主問題。在減稅讓利、藏富於民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各個利益集團、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在沒有仔細研究我國稅收體系結構中深層次問題的情況下，大幅度地減少國家的稅收，或者直接將稅收用於補貼社區居民，那麼，非但不能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反而會由於分配不均而使一部分群體的利益受到更加嚴重的損害。所以，減稅讓利是一個總體的目標，但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必須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我們認為，當前是我國調整稅收體系結構的重要契機。首先，多年來稅收的快速增長，已經逐步改變了各級政府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其次，稅收增長幅度已經遠遠大於GDP增長幅度，從實踐上看，稅制改革也明顯擺到了我們的面前；第三，在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下，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都面臨經營上的困難，調整稅收結構可以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增加就業崗位；第四，我國居民存款的大幅度增加，説明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面臨瓶頸制約因素，金融資本的不斷積累和産業資本的相對萎縮，對稅收制度不利於生産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的趨勢應有預見。
　　總而言之，我國稅收總量的大幅度增加，更加凸現出我國稅收體制的改革空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考慮加快稅收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通過調整稅收結構，改變我國稅收體系重心，充分發揮稅收對國民經濟的調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