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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16 作者：袁東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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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能否繼續作為絕對的國際貿易結算與儲備貨幣，取決於美國的經濟實力，特別是世人對美國今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能力及其相對地位的預期。但這不僅取決於美國的努力，更取決於競爭者的發展狀況。如果白宮不是將主要精力放在“對內”的改革與發展上，而是將其自身問題不分清紅皂白地歸結為外部的問題，把精力放在企圖通過“對外”施壓，迫使競爭者貨幣大幅度升值，以獲取自身狀況的改善，無異於“刻舟求劍”！
人類文明總是在競爭中進步的。因為結果總有輸贏與先後，所以競爭在激發活力的同時，也並非令各方都很愉快。那些暫時領先者，對於不甘落後，奮起直追，甚至挑戰自身領先地位者，總會加倍警惕，尤其是在發生利益衝突以至影響到自身利益維持與增進時，就更是指責的多，似乎任何相比以前“均衡狀態”的“失衡”，都是後來挑戰者造成的。
時至今天，恐怕很難否認，中國已經成為以美國為核心的歐美領先者的一個日趨強勁的競爭者。過往30年平均9%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特別是步入新世紀後，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度與影響的進一步擴大，都使得那些暫時領先者不得不在其國際競爭策略中，更多地關注並想方設法對付這一不容再忽視的挑戰者。
隨便舉個例子吧。最近，我讀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德龍的文章。他以引用30多年前一位美國財政部長的觀點作為文章的開端：“在40年前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最後日子裏，尼克松政府的財長約翰 康納利告訴歐洲同行，雖然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其錯配及其造成的全球不平衡，可是‘你們的’問題。”
德龍其實並沒有得出什麼新穎結論，只是再次重復了康納利的陳詞濫調，只不過，康納利針對的主要是英鎊、法郎以及馬克等歐洲貨幣，而德龍針對的主要是人民幣。
康納利因擔任一個龐大家族的石油與不動産顧問而發財，在1971年2月被尼克松任命為財政部長之前，曾任肯尼迪政府的海軍部長，當過8年德克薩斯州州長。他在出任財長時坦承“對金融一無所知”，但他求得了曾任美聯儲主席19年之久的威廉 麥切思尼 馬丁的指導。這位自稱是“國際金融修整好的球場上的流氓”的財長，剛上任就趕上美國100年以來首次出現國際貿易赤字——“驚人的300億美元”，通貨膨脹率居高，失業率高達6%，糟糕的經濟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為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維持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康納利任期內的最主要工作就是解決美國人自己認定的“美元匯價被高估”的問題。
為此，得到了尼克松總統授權的康納利，代表美國政府，同歐洲國家與日本展開了自二戰之後最激烈的貨幣和貿易鬥爭。由於美國政府將其本身糟糕的經濟問題與國際收貿易赤字歸咎於歐洲與日本貨幣沒有相應升值，所以，這位接受過律師培訓的康納利，以其“桀驁不馴”的姿態，面對歐洲與日本代表多次聲稱，當時的國際經濟和貨幣“失衡”是“你們的問題”。
因此，在1972年11月於羅馬召開的十國集團副財長級會議上，美國政府代表團就正式要求其他國家貨幣平均升值11%。在當年12月份於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大廈再次舉行的會議上，美國如願以償。其中，日元升值幅度最大：16.95%。這就是在國際貨幣史上留有一筆的“史密森協定”。美國從這一協定升值得到的好處，“估計使國際收支改善80至90億美元”。
但是，也正是從那時起，以各國貨幣與美元挂鉤，美元與黃金挂鉤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徹底作古。美元進而各國貨幣從此徹底失去了貴金屬支撐。有着內在價值約束的“貨幣與金融紀律”不再對各國政府起作用。儘管在過去37年裏，美元仍是各國的主要儲備與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但這背後的原因，主要是美國經濟的良好表現，尤其美國繼續作為全球最大以及作為最終消費者的“火車頭”作用，而對美元形成的有力支撐。
如果將當今美國經濟與美元面臨的形勢，同37年前發出“康納利指責”時相比，並非德龍教授所説的“沒有什麼不一樣”。相同的只是，美國政府需要通過強迫已成其第二大貿易夥伴的中國升值其貨幣，試圖解決面臨的鉅額貿易赤字、高企的通脹率與失業率等國內經濟問題。不同的卻是，各國面臨的國際貨幣體系已截然不同了，作為美國強有力競爭者的歐盟地區，其綜合實力已今非昔比，更為重要的是，歐元對美元形成了從來沒有過的挑戰。
由此，美元能否繼續作為絕對的國際貿易結算與儲備貨幣，完全取決於美國的經濟實力，特別是人們對美國今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能力及其相對地位的預期。但這不僅取決於美國的努力，更取決於競爭者的發展狀況。如果人們對後起競爭者的前景更為樂觀，而美國政府不是將主要精力放在“對內”的改革與發展上，還是“康納利指責”，將其自身問題不分清紅皂白地歸結為外部——“你們的問題”，把精力放在企圖通過“對外”施壓，迫使競爭者貨幣大幅度升值，以獲取自身狀況的改善，則無異於“刻舟求劍”！
因為，在全球經濟已經形成不同競爭板塊的形勢下，各板塊的貨幣也在加劇競爭。沒有了“貴金屬本位”的各板塊貨幣在各國儲備中的份額，完全取決於相應經濟體的發展前景。而迫於美國壓力而大幅度升值的貨幣對本國經濟所帶來的消極後果，更使得那些發展勢頭強勁的國家，不會再輕易屈服於美國政府的壓力。因而，不管多麼“桀驁不馴”或者再怎麼自稱“流氓”的人士擔任財長，迫使他國貨幣大幅升值的“康納利法寶”，都不可能再是美國人手中靈驗的武器。所以，現今的白宮只好讓美元大幅度貶值。
然而，對被指責者而言，“康納利指責”確也有值得深思之處。就德龍教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人民幣來看，為什麼新世紀頭兩年裏還是“通貨緊縮”，卻很快轉變為氾濫到令人頭痛的“流動性過剩”？這種急驟轉變不可能都是健康的。其間，財政、貨幣、貿易、匯率、外匯儲備等多項管理政策，以及更廣泛的國內經濟與社會政策，不會沒有值檢討的地方。現在看來，至少在認識並處理政府同市場的關係上，具體政策手段及其實施的時點上，存在着行政手段過於擠壓市場手段的問題，即便是那些事後證明應該採取的政策措施，也有過於滯後的問題。
因此，可以説，全球經濟與貨幣體系從來就不曾存在一種永恒和穩定的“均衡”。均衡與否，從來都是依誰的利益而言的。如果後起競爭挑戰者跟隨着被挑戰者一起喊“失衡”，不是無知，就是愚蠢。至於當今“美元以及歐元對於人民幣及亞洲貨幣的錯配”，如果存在，更多地也不是亞洲的問題。但亞洲各國可以借此更深層次地剖析自身的問題，以求更健康更快地發展，在進一步增強競爭力的道路上更加自信地前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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