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安排，其下屬的房地産經紀人學會負責實施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房租暴漲原因調查工作結束，據報道，調研報告認為，“除季節性因素外，部分中介因買賣生意劇降，故意推高房租，是近期我國主要城市房租上漲的主要因素”。筆者認為，這是近幾年來，住建部對市場調研結論最靠譜的一次。但是，竟然還是有人有意攪混水，宣稱新政導致了觀望，所以“一部分無房戶只能涌入租房市場”。藉此，將短期內房租的暴漲解釋為純粹市場力量推動，從而為房屋中介解套。
　　這一説法的問題在於完全無視住房市場總量和需求、住房和租房需求間總量穩定、區別清楚的關係。
　　首先，自2007年之後，經歷了翻幾番行情的一線城市住宅早已成為投資型需求主導的“小眾玩物”。自住型需求已經願賭服輸，排隊進入租賃市場。這意味着，在住房單價居高不下、房屋總價完全超過承受力的當前，買房人和租房人的界限早已非常清晰。打個比方，其界限近乎當前城鄉家庭的貧富分界線，所謂可上可下的跨界階層佔比很低。
　　其次，2010年初啟動的系列調控措施，儘管號稱打壓了房地産市場，但事實是，一線城市的住房均價僅是滯漲。觀望導致的實際購買量下降，僅意味着現實投資需求的自覺而非被動觀望。這就是説，有能力買房的群體總量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具備支付能力的買房人只是暫時不買。在要買房的人群中，自住型需求比例仍是很低。畢竟，新政也並沒有改變中國房地産市場的需求結構。在這種情勢下，認為滯漲的房價促使買房人向租賃市場主動轉化的觀點，等於相信中國購房需求主力已經轉化為自住型需求，是缺乏證據的。
　　第三，最典型的事實是，從2007--2009年最近三年的經驗看，在房價高企的這三年中，即便是部分地方房價受到調控操作而跌宕起伏，但整體的租賃市場價格和供應量依然相對平穩，已可旁證上述市場界限清晰的觀點。同時，在滯漲局面下，現實中還有大量“轉賣為租”的情況，換言之，租房人群體擴大非常有限，而待租房的供給卻是大大擴張了。
　　從上面三點可以看出，當前一線城市租賃價格暴漲的情況是極其不正常的，存在非市場力量的主動干預。而從現實生活的情況來看，房産中介在買賣業務快速萎縮背景下，受制於龐大的網點、費用和員工隊伍，因此，主動控制上游租賃房源，加劇市場信息不對稱，是對其最有利，也是最現實的利益取向。各地媒體關於中介控制房源做法的有關報道，均可作為再生動不過的證明。
　　此時，如審視為市場中介辯護的諸多言論，公眾已當引起足夠警惕：在房産開發領域已經形成官、産、學、媒利益共同體之後，在房産中介領域，也或有此傾向。事實上，我國房産中介市場的集中度遠遠高於房地産開發市場，其借助特許經營的急劇擴張、輕資本的簡單運營、信息駁雜的內部網絡、質素參差的從業人員，都使得這一行業不僅具備足夠的壟斷性，也飽含了野心勃勃的違法亂紀慾望。房産中介行業急需正本清源，始作俑者必須為租房市場的控制房源、哄抬價格、違規群租、吞沒押金等亂象承擔責任。
  　再進一步，在所有報道事實均明白無誤地將哄抬租金責任指向房地産中介的背景之下，竟還有打着“公正”幌子卻行誤導歪曲之實的聲音能肆意發布，根源值得深思：一是政府部門，此處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已因過往行政遲緩、效率低下而失去公眾部分信任；二是受眾信心在受到反復打壓後，日益希求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乃至罔顧明白的矛盾淵藪，信賴“黑幕後還有更黑的黑手”。
　　最後，筆者建議，現在就讓那些房地産中介負該負的責任、盡快理順租賃市場體制，與窮追首惡、整頓規範整個房地産市場，兩方面完全可以並行不悖，並沒有孰先孰後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