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競爭視角看，對中國最合適的升值時機，不是經濟景氣時期直接升值，而是危機衝擊時期變相升值，即在危機時期，包括中國競爭者在內的其他經濟體紛紛貶值，而中國保持匯率穩定，從而實現變相升值。這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本幣升值對製造業競爭力的衝擊，利於我們掌握跨國轉移的生産能力的所有權，更能獲得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
　　鋻於中國經濟相對優異的表現，人民幣匯率水平在長期內走向升值是必然的，問題是升值的時機選擇。中國經濟的基礎在於製造業，而本幣匯率升值的負面衝擊之一，就是損害製造業在開放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所以，選擇升值時機時必須秉承的原則之一，就是讓升值對製造業競爭力的衝擊最小化。在製造業中，尤其需要考慮的是傳統製造業部門的競爭力，因為中國需要“趕超”發達國家的先進製造業更多依賴創新等非價格競爭力，而且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本來就具有成本競爭優勢，升值並不足以消除全部成本競爭優勢；傳統製造業部門對價格競爭力的依賴性較高，而試圖在傳統製造業部門“趕超”中國的後發國家本來就擁有對中國的成本優勢。這樣，從國際競爭視角來看，對中國最合適的升值時機，不是經濟景氣時期直接升值，而是危機衝擊時期變相升值，即在危機衝擊時期，包括中國競爭者在內的其他經濟體紛紛貶值，而中國保持匯率穩定，從而實現變相升值。
　　隨着中國國民收入提高，無論我們怎樣推動沿海産業向中西部轉移，這些低增值製造環節最終仍然要大量地向更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是不可改變的長期趨勢。但假如這種轉移是以中國直接投資的形式完成，那麼，我們雖然會因為這一轉移而損失部分GDP，卻能增加GNP；如果這種轉移是以外資在海外生産和市場份額增長的形式完成，那我們就只有損失沒有收益。我們要追求的目標是盡可能長久地保持國內生産的競爭力，並在産業跨國轉移的過程中盡可能多地掌握轉移産能的所有權，而在繁榮時期直接升值和在危機衝擊時期變相升值，對中國競爭力和跨國轉移的生産能力的所有權影響是不一樣的。
　　在繁榮時期，工資、土地等成本上升的壓力本來就大，如果再加上本幣升值，由此形成的成本上升壓力將過大而迫使訂單、生産較多地向別國轉移，中國競爭者也會主動充分利用這個機會搶奪中國的市場份額。而且，此時股市和房地産等資産市場泡沫本來就較大，並因此而有損於製造業競爭力，本幣升值又將從市場預期和逼迫資本退出製造業轉入資産市場兩條渠道助長資産泡沫，形成惡性循環。眼下正值中國涌動加薪潮，一些外資機構聲言要轉移生産，不少海外主流輿論也興高采烈地談論中國“世界工廠”地位即將終結，我們必須防止多方面壓力重疊造成預期“自我實現”。但在危機衝擊時期，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將改變這一切。
　　所謂“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指的是在世界性經濟危機期間，所有企業都難逃衝擊，但宏觀經濟穩定性較好國家的企業將有更多機會倖存下來，對於倖存企業而言，危機發揮了為他們淘汰競爭對手的作用，訂單總量雖少，但更多地轉移集中到了倖存企業，反而推高了他們的市場佔有率，其增長率超過競爭對手的幅度擴大了。一旦步入經濟復蘇，倖存企業就比危機前境況更好。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性優勢，並不僅僅體現在財政收支穩健性、國際收支穩健性等指標上，也體現在作為大國而天然享有的較強宏觀經濟穩定性上面。在外部市場遭遇危機衝擊之際，巨大國內市場賦予中國産業及對外貿易的一大優勢，是出口企業能借助國內市場彌補出口市場損失而渡過難關，從而贏得相對於海外競爭對手的優勢。如TCL集團2009年銷售收入從2008年的379.61億元提高到429.19億元，增長14.9%，但由於金融危機，香港和海外銷售收入折算成人民幣還略有減少。
　　這樣，依靠更強的宏觀經濟穩定性，在危機衝擊之時實現人民幣變相升值，就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本幣升值對我國製造業競爭力的衝擊，因為此時我們的成本固然相對上升，但海外競爭對手已成批倒下，訂單只能集中到我國來。在這一輪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中，這種效應已有所體現，勞動密集型産業出口降幅低於出口總額降幅，較早實現止跌回升，部分原因就在於此。
　　不僅如此，在危機真正淘汰了中國産業的海外競爭對手之後，我們的産業又可以利用危機後投資成本較低的時機到他們所在的國家去開展投資，把未來的海外生産基地掌握在自己手裏，屆時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産業轉移發生之際依然享受到相關利益，損失部分GDP而增加GNP。所以，在危機時期的變相升值，還有利於我們掌握跨國轉移的生産能力的所有權。
　　與在繁榮時期本幣直接升值相比，在危機時期實現變相升值更能為我們創造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在危機時期，中國通過保持匯率穩定的形式實現本幣變相升值，將有助於區域、乃至世界經濟盡快恢復穩定，外界對中國的評價將大不一樣。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沒有屈從當時西方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壓力，而是在危機期間通過上述方式實現了對周邊貨幣的變相升值，同時發揮了東亞經濟穩定錨的作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中國人民銀行統計，1980年至2001年東亞各經濟體GDP年增長率的變動系數，中國最低，僅0.35；除中、日之外所有東亞經濟體整體增長率的變動系數為0.49，如果加入中國，其變動系數降低到0.29；如果再加入日本，其變動系數又上升至0.38，中國對穩定東亞經濟的作用相當明顯。正是經歷了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一役，中國迅速成長為東亞商品吸納中心，東亞經濟體成為中國內地進口增長最大的受益者。
　　有鋻於此，我們是否可以期待歷史重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