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權力在決策過程中佔有過多的“權重”，權力的行使將缺乏足夠的約束，很難保證決策能充分受到公共意見和程序正義的制約。

　　據媒體報道，一些參與立法審議和決策的全國人大常委和專家認為，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個稅起徵點兩次調整，個人所得稅法亦隨之兩次修改，隨着國民收支水平的不斷變化，個稅起徵點將來仍會不斷調整。他們因此建議，全國人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稅收起徵點的調整權授權國務院，以避免頻繁修法，影響法律的嚴肅性。（昨日第一財經日報）

　　上述主張有良好初衷，但筆者認為，如果對這種授權性立法活動缺乏相應規制，恐怕無助於保證立法質量，甚至可能引發一些負效應。比如，不久前修訂的《城市房地産管理法》，授權國務院就城市房屋徵收與拆遷補償問題先制定行政法規，人們也不免擔心，這一立法權“下放”後，會不會形成長期收不回來的“立法惰性”，以致公民的合法財産無法享有更高層次的立法保護。
　　諸如稅收、徵收私有財産等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在法治發達國家都屬於議會的專有立法權，這是現代立法的基本原則。我國2000年&&並實施的《立法法》，也明確將這些事項納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有立法權。這方面也有前車之鑒，當年應改革之需，授權國務院制定某些稅收法規，雖然收穫了巨大的改革效應，但由於經濟社會發展迅速，有效監督難以同步跟進，一些地方和部門出現“侵蝕”這一立法權的情況，在一段時期內，國家每年因立法混亂損失約20%的稅收。
　　事實上，眼下一些以國家法律形式出現的公共決策之所以還不盡如人意，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行政權力在決策過程中佔有過多的“權重”，權力的行使缺乏足夠的約束，很難保證決策能充分受到公共意見和程序正義的制約。
　　避免頻繁修法，當然是衡量法律嚴肅性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對於飛速變遷的中國而言，法律的頻繁修改、不斷完善既是必須正視的現實，也是必然選擇的路徑，這也是我國現階段立法有別於一些法治發達國家的“中國特色”之處。更重要的是，法律之所以嚴肅、乃至神聖，不僅在於其穩定性，更在於其民主性和科學性，而這，顯然不是高效率的“授權立法”所能達到的。在我看來，坊間對已經&&的個稅起徵點調整方案之所以還有不少意見紛擾，恰恰是因為決策過於快捷。比如，對於此次調整，許多普通公民、包括不少全國人大常委都提出了進一步提高起徵點、改變徵收方式等觀點，為了進一步提高立法決策的質量，是否可以不厭其煩地多審議幾次，並對各種意見進行充分討論呢？
　　對於稅收、徵收私有財産之類的涉及公共利益和公民重大利益的立法，掌握最高立法權的民意機關應堅守嚴格的立法權限，踐行民主的立法程序，慎行授權立法。也許因此會降低立法效率，增加立法負擔，但對於公共利益、公眾利益乃至中國立法而言，付出這樣的代價，並不是一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