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Bob Dylan）看上去情緒很糟。這是 1965 年的 5 月，他斜躺在倫敦豪華酒店薩伏依（Savoy）的椅子裏，身上蓋着被子。他把太陽鏡拉得很低，眼睛望向遠處。由於迪倫的表情看起來好像很不高興，鏡頭開始轉向房間的其他地方，闖入鏡頭的是衣衫不整的民謠歌手， 還有鮑勃迪倫的鐵桿粉絲們。這是鮑勃迪倫歐洲巡演的最後一週。

　　在過去的 4 個月裏，迪倫一直在努力應付緊張的演出計劃。他乘公共汽車遍游了美國的東北部，不管是小村莊還是大城市的劇場裏都留下了他演出的身影。僅在新澤西州，他就演出了5場。緊接着，他又直奔西海岸進行演出和宣傳，這樣繁忙的狀態持續了好幾週。他與各路媒體見面，回答各種各樣無聊的問題：“真實情況是怎樣的？”“為什麼您最新的唱片封 面上印着一隻貓？”有時，迪倫會對着記者發一通脾氣，他説：“關於我的這些創作，我沒什麼好説的了。我就是把它們寫了出來，僅此而已。”當迪倫脾氣好的時候，他會多説一些，告訴記者他愛好收集活動扳手，出生在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受混沌、西瓜和鐘錶的 啟發進行歌曲創作（最後這句話才能讓他臉上露出點笑容）。

　　最後的演出在倫敦的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進行，演出票預售一空。就是在這裡，迪倫對他的經紀人説，他要退出音樂圈。他不再唱歌也不再寫歌，將要去紐約伍德斯托克的一間小木屋隱居。儘管迪倫已成為流行樂壇的偶像——他那個時代的預言詩人，但他準備放棄這一切，名譽、地位他都不要。

　　迪倫不是在開玩笑。他信守承諾，從英國巡演歸來之後，就騎上他的凱旋摩托車，從紐約出走。他不再理會鄉村美景，直奔位置偏遠的一處空房子。該寫的歌已經寫完了，他已經沒有什麼要説的了。迪倫甚至連他的吉他都沒帶。

　　每一次創新之旅都是從一個問題開始的。我們會因無法找到解決問題 的方法而痛苦，且內心充滿了挫敗感。而這正是創造過程的起點——我們已經盡力了，但卻失敗連連，甚至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

　　當我們講述關於創造力的故事時，總會忽略創造過程中的這一階段。我們不想再提起那些幾乎想放棄的日子，那時，我們總覺得那些困擾我們的問題是無解的。由於傳奇故事不適合把這些失敗的經歷寫進去，所以， 我們就把這些細節砍掉，然後直接跳到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環節。我們習慣於把最令人開心的結局先説出來。

　　但這樣講故事是有危險的，因為挫敗感是創造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我們找到答案之前，甚至在弄清問題的所在之前，一定會經歷因無法解決問題而感到失望的階段。因此，當覺得自己無法按照預想進行創造時，我們會放棄，會逃離到伍德斯托克。

　　但往往就是在這個時候，當我們不再尋找答案時，答案卻悄然而至。想象就是如此頑皮。當答案真的到來時，它並不是逐漸地、一點一點地顯現，而是完整地出現在你面前。突然間，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的答案 變得如此顯而易見，我們為沒能更早地找到這個答案而扼腕不已。

　　這就是所謂的“洞見現身”——人們已經對浴缸裏的阿基米德和蘋果樹下的牛頓的故事耳熟能詳。柯勒律治、愛因斯坦、畢加索和莫扎特都曾描述過這一心智過程。當人們獲得創造性突破時，他們傾向於把這一時刻想象成耀眼的光芒，就像大腦中突然亮起的一盞燈泡。

　　這些關於靈感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徵，科學家將它們定義為“洞見體驗”（insight experience）。第一階段是陷入絕境：在取得突破之前，肯定存在障礙。鮑勃迪倫在徹底完成自我改造之前，即為了寫出他創作生涯中最好的歌，他需要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已經沒什麼可説的了。

　　可是，如果他運氣好的話，這種絕望最終會引導他産生新的洞見。這是洞見時刻的另一個基本特徵：一種與新思想相伴的確定性感覺。當阿基米德頭腦中的洞見顯現，即意識到可以用從物體中排出的水來測量物體的體積時，他立刻跳出浴缸，跑着去告訴國王他的解決辦法。他一絲不挂、渾身濕漉漉地趕到宮殿。

　　乍一看，洞見時刻就好像是不可理解的密碼。我們時而幹得起勁，時而垂頭喪氣，對這一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仿佛只是大腦皮質正在跟我們分享它的其中一個秘密。

　　當然，問題是這些洞見是如何出現的呢？是什麼讓一個人將心智中的障礙化解為一個突破？為什麼在最不抱希望的時候答案卻悄然而至？這正是鮑勃迪倫的神秘之處，而理解這種神秘的唯一方法就是深入大腦內部， 撬開想象的“黑盒子”。

　　左腦見“樹木”，右腦見“森林”

　　馬克比曼（Mark Beeman）有些困惑。20 世紀 90 年代初，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年輕科學家正在對一名右腦受損的患者進行研究。比曼説：“醫生往往會跟這些人説，‘噢，你太幸運了。’ 然後他們會説右腦為什麼不重要：它只會在語言方面對你有影響。”3 這些安慰的話告訴我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右腦是可有可無的。腦神經科學家羅傑斯佩裏（Roger Sperry）在 1981 年的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總結説，在他剛開始進行大腦研究時，關於右腦的主流觀點是：右腦的損傷僅會導致不會説話、不會書寫、閱讀困難、耳聾和運動障礙，總的來説就是缺乏更高級的認知功能。換句話説，右腦只是大腦中一個沒什麼價值的組織。

　　但比曼發現，很多右腦受到損傷的患者出現了嚴重的認知問題，儘管他們的左腦完全正常。他決定做一份這類患者的障礙清單，清單很長。比曼説：“有些患者無法理解笑話、諷刺或者隱喻。另外一些人則看不懂地圖 或者弄不明白繪畫作品的含義。這些雖算不上多嚴重的問題，但仍會讓患者感到擔憂，因為這些問題本是不應該出現的。醫生曾經跟他們説過不要 擔心，因為右腦沒那麼重要。”

　　這些病人身上出現的障礙性問題促使比曼重新思考右腦的功能究竟是什麼。剛開始時，他弄不明白所有這些障礙有何共同之處。幽默跟導航有什麼關係？諷刺跟視覺藝術之間又會有怎樣的&&？因右腦損傷而導致的智力問題，種類繁多得令人無法理解。比曼説：“我找不到一個滿意的解釋， 我無法連點成線。”

　　正當比曼打算放棄時，他想到了一個主意。也許，右腦的作用就是做他此時想要做的事情：在看似毫無關聯的事情之間找到弱連接關係。比曼 意識到，他的那些患者所經歷的所有問題，歸根結底都是關於如何“弄清 總體的意義”。也就是説，不但要弄清楚構成整體的每一個組成部分，還要 弄清楚這些組成部分是怎樣&&在一起的。比曼説：“世界太複雜了，大腦在處理問題時必須同時採用兩種方式：它既要見‘樹木’，也要見‘森林’。 而右腦的作用就是幫助人們看見‘森林’。”

　　就拿右腦損傷而導致的語言障礙來説吧。比曼猜測，當左腦處理“本義” （denotation，即字面意思）的同時，右腦則負責處理“轉義”（connotation），

　　或者説詞典上查不到的其他含義。當你讀一首詩，或者因為一個笑話而開懷大笑時，那麼，你主要就是在依靠右腦建立語言關聯關係。隱喻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從大腦的視角來看，隱喻就是不同或者不相關的兩種思想 （至少表面上如此）之間架起的的一座橋梁。當羅密歐宣稱“朱麗葉是太陽”時，我們知道他並不是在説他所愛的是一個光芒四射的巨大星球。我們明白，羅密歐正在使用隱喻，意思是説朱麗葉對他的意義就如同天上的太陽。

　　她當然不是星球，但她照亮了他的世界，就如同太陽照亮了地球一樣。

　　大腦是如何理解“朱麗葉是太陽”的呢？左腦關注這些詞彙的字面意思，但並無助益。總的來説，列出一堆描述兩個實體的形容詞並不能理解隱喻（在“太陽”和“朱麗葉”的例子中，所涉及的形容詞並不多）。只有依靠它們重疊的關聯關係（overlapping association）探測到它們共有的特徵時，我們才能理解兩個名詞之間的連接關係。這種理解最有可能發生在右腦，因為右腦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能通過“拉遠鏡頭”（zoom out）來看待句子，並能從更遠的視角對句子進行分析。

　　右腦這種“看見森林”的能力並不只適用於語言。有人在20世紀40年代曾進行過一項研究，讓各種腦損傷患者模仿他人畫房子。有意思的是， 這些患者畫出的房子差別很大，而且跟一個人是左腦損傷還是右腦損傷有直接關係。那些因為右腦損傷而依靠左腦的患者所畫的房子極不現實：正門浮在空中，房頂朝下。儘管這些患者所畫的房子的總體模樣很離譜，但他們對煙囪上磚的形狀和窗簾的皺褶等細節卻下足了功夫。（當他們畫人物肖像時，這類患者可能只會畫一隻手或者兩隻眼睛，再無其他內容。）相比之下，不得不依靠右腦的患者傾向於關注建築物的總體形狀。他們的畫缺少細節，但不會把基本結構搞錯。他們更關注於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