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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力量的衝擊

在英國及歐洲其他地區，農業生産建立在土地公有的框架之上。封建領主通過各式各樣的土地契約將土地出租給農民。世襲地産的所有人不僅世代擁有土地承租權，還有權永久居住在祖輩的不動産中；而一般的承租者則沒那麼幸運，其租賃時限通常不會超過三代，此後，封建領主既可以重新訂立契約，也可以收回土地；一般佃農則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承租權，完全受控於封建領主。
　　租賃契約要求農民或上交一定比例的農作物，或為封建領主免費耕種土地。到了中世紀後期，隨着貨幣經濟的初步發展，地主開始要求承租人繳納一定數額的租金或稅款。
　　封建農業建立在共同耕作的框架上，農民將小塊土地集中並進行集體耕作。
　　因此，土地的共同耕作成為歐洲民主決議制度的最初嘗試。農民委員會負責監督相關經濟活動，具體包括耕種、收割、輪作、森林和水資源的使用，以及公有牧場上放養牲畜的數量。
　　封建社會的財産關係概念與現代社會的財産關係概念大相徑庭。在現代社會，我們認為，財産是指對財産享有的排他性權利，財産可以被佔有，也可以在市場上交換。然而，封建社會則截然相反，即世間所有物品都被視為上帝的創作並受上帝支配。上帝的創造物被想象為“巨大的鏈條”，下至最低級的生物，上至天堂中的天使，一切都處於嚴格的等級制度內。所有創造物都處於特定的等級當中，並被要求履行相應的職責，以滿足其上游或者下游鏈條的需要，從而確保整個鏈條的順暢運轉。在這樣的神學體系內，財産被視為一系列責任，從金字塔最頂端的上帝，到最底端耕種土地的農民，所有人都是責任的承擔者。鋻於此，財産不能被某人排他性地佔有，而是要被分成不同的財産權利，並且需要所有者承擔相應的義務。比如，當國王將土地分封給領主或者諸侯時，“國王對於土地的控制權仍然存在，但是因土地所産生的收益則不再歸國王所有”。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德� 施拉特（Richard Schlatter ）解釋道：“沒有人完全擁有土地。上至國王，下至耕作一線的農民，所有人都具備一定的支配權，但是沒有人可以完全佔有土地。” 
　　就這樣，封建經濟幾乎原封不動地維持了700 餘年。然而，在16 世紀，新的經濟力量開始衝擊封建秩序。這種衝擊源起于都鐸王朝，並逐漸蔓延至歐洲的其他區域。原來的公有土地被圈了起來，變成了私有財産，並在國王、議會或者鄉村社區會議的許可下進入市場交易。
　　16世紀至19世紀早期，英國發生了圈地運動，被歷史學家稱為“富人對抗窮人的革命”，正是這場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和政治的形態。無數農民背井離鄉，被迫靠出賣勞動力為生，這為市場經濟的萌芽提供了可雇用的勞動力。
　　在兩種關聯因素的共同推動下，圈地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對封建秩序造成了巨大衝擊。在運動發展初期，食品消費需求日益增長，城市人口迅猛增加，造成了螺旋式上升的通貨膨脹，這對在通貨膨脹前收取固定地租的封建地主形成了衝擊。與此同時，紡織工業的興起推高了羊毛價格，從經濟上刺激地主開始圈地養羊。
　　成千上萬的農民無家可歸，看到昔日種植燕麥和黑麥、用於養活家人的土地上飼養着綿羊，農民們備感絕望。飽受饑苦的農民隨處可見，但綿羊卻被飼養得又肥又壯，羊毛被剪下來，送往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紡織工廠。
　　托馬斯� 摩爾（Thomas More ）爵士在其著作《烏托邦》（Utopia ）中描述了這一苦難時期，猛烈地抨擊了地主階級的貪婪：
　　
　　我聽説，你那昔日溫順、馴服、食量很小的綿羊，如今變成了瘋狂的吞噬者，甚至能將人吞下。它們消耗、破壞併吞噬所有土地、房屋和城市。
　　第二次圈地運動浪潮發生於1760 年到19 世紀40 年代之間。工業革命開始擴展到英國全境及歐洲其他地區。新的經濟模式使城市人口激增，對食物的需求量也隨之增加。高昂的物價促使地主圈起更多的土地，從而使歐洲最終完成了從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向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現代農業經濟的過渡。
　　圈地運動和隨後的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財産關係的屬性，使其從有條件的所有權變為排他性的所有權。在人類隸屬於土地幾個世紀後，社會迎來了土地私有的時代，人們逐漸能夠以不動産的形式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土地。人們世代居住的房屋變成了資本和信用的來源，被用於追求商業利潤。而勞動力也成為一種專屬權利，可以以合同契約的方式在市場上自由買賣，不再受制於土地公有制下的義務和社會地位。
　　英國圈地運動不僅創造了現代私有財産關係概念，而且促進了相應的法律監管體系的出現。在封建社會，經濟活動很少在親屬關係和熟人圈子以外展開，並且這些經濟活動存在諸多限制。由於沒有強制性的普通法和規章，人們不願意與其社交圈外的人進行財産交易。在關係緊密的熟人社會，人們主要以口頭承諾作為擔保，以確保交換在誠信的基礎上進行。
　　一般認為，私有財産制度使現代市場成為可能。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對於在陌生人之間進行交易的匿名市場，則需要強有力的法律準則來支撐。完善的私有財産制度需要有警察和法院做後盾的法律制度，以確保買方和賣方履行契約義務。在從封建公有制到市場經濟産權私有制的過渡中，英國法律體系也逐步走向成熟，這極大地推動了英國舊秩序向新時代的轉變。
　　大部分歷史學家注意到，日益增長的羊毛市場和受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産制度在推動封建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其他經濟因素也在這一轉變歷程中起了一定作用。人類學家指出，在13~14 世紀，新農業技術的涌現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産力，促使人口持續增長（除了黑死病使人口數量短暫下滑）和城市生活出現。這些新農業技術包括北歐的重輪犁的發明、馬對耕牛的取代，以及輪作方式從兩輪輪種到三輪輪種的轉變。歷史學家也將這一轉變歸功於冶金技術的創新和一系列新機械的發明，例如凸輪、彈簧、踏板、複雜曲柄和調速器，這些都促使機械從往復運動向旋轉運動轉變。
　　雖然上述因素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都不是根本因素，不是導致史稱“雛形”的中世紀工業革命發生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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