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時代：贏家通吃
“一台機器可以做50個普通人的工作，卻沒有任何機器可以做一個擁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工作。”
——阿爾伯特 哈伯德(Elbert Hubbard)美國著名出版家和作家、《把信送給加西亞》一書作者
每當一種市場被數字化之後，贏家通吃的經濟學邏輯就會變得更加引人注目。
超級明星的經濟學最早由經濟學家舍溫 羅森(Sherwin Rosen)在1981年納入探討與分析。在很多市場中，在選擇一種産品或服務時，購買者會傾向於選擇最佳品質的産品和服務。當受能力所限或者運輸成本高昂時，最佳售賣者也只能滿足全球市場的一小部分(比如，在19世紀，即使是最出色的歌唱家和演員，每年最多也只能為幾千人演出)。其他一些次級的售賣者，也會有他們自己的市場。但如果一種技術的進步能夠讓每一位售賣者廉價地複製他或她的産品或服務，而且還能以極低的成本(或者沒有成本)傳播到全球，那麼又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你會發現，突然之間，頂級的産品提供方能夠獲取整個市場了。次級的産品提供方可能也很出色，但那都無關緊要了。每當一種市場被數字化之後，贏家通吃的經濟學邏輯就會變得更加引人注目。
贏家通吃的市場進入人們的視野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弗蘭克和庫克正在撰寫他們那本極具先見之明的書。他們對這些贏家通吃的市場進行了比較，在這些市場中，勞動者的報酬主要是由相對績效決定的，而在傳統的市場中，收入和絕對績效的關係更緊密。為了理解這種區別，我們假設最出色的、工作最努力的建築工人每天能夠砌1000塊磚，而排在第10位的建築工人每天能砌900塊磚。在一個運轉良好的市場中，報酬能夠恰當地反映出這種區別，不論它是由於效率和技能更高，還是僅僅由於工人幹了更長時間。也可以説，在一個傳統市場中，如果一個工人以90%的技術或者90%的工作努力程度創造了90%的價值，那麼他就會獲得90%的勞動報酬。這就是絕對的績效。
比較來説，一位軟體程序設計人員編寫了一種更出色的地圖應用程序——載入得會更快，數據也更完整，或者程序的圖標也更漂亮——那麼，這一應用程序就有可能完全佔領市場。而對排在第10位的地圖應用程序來説，它幾乎就沒有了任何市場，即使這套程序在運轉上也差不多同樣出色。這就是相對績效。當人們能夠獲取最出色的産品時，將不會把時間或精力花費在排名在第10位的産品身上。當消費者更多關注的是相對績效時，即使在技能、努力程度或者幸運上稍有一些不同，也可能導致千倍或者百萬倍的營收差異。2013年，市場上有很多交通導航類的應用程序，但Google只看中了一個(也就是Waze)，它花費了10億美元購買了這一應用程序。
為什麼贏家通吃的市場現在如此普遍？主要是由於生産和流通領域的技術變革，尤其是以下這三種類型的變革：
(1)信息、産品和服務的數字化變革愈演愈烈。
(2)交通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通信技術則出現了大幅提升。
(3)網絡及其標準化應用的重要性日益突顯。
數字化創造了贏家通吃的市場，因為，正像上文所提到的，數字化産品的容量限制已經變得日益無關緊要。産品的生産者僅憑自己再加上一個網站，就能幾乎滿足成千上萬的客戶群體。每一個數字應用程序開發商——不論它的辦公室有多麼簡陋或者員工規模有多麼小，都可能變成微型的跨國公司，而它開發的産品也能以一種第一次機器革命時代難以想象的速度呈現在全球客戶面前。
比較起來，個人服務(比如護士)或者體力類工作(比如園藝工)的經濟模式幾乎完全不同，因為在這種模式下，每一個提供者——不論他的技能如何熟練或者工作如何賣力，也只能滿足全部市場需求的一小部分。當一種市場行為從第二梯隊轉移到第一梯隊時，那麼經濟運轉模式就變成贏家通吃模式了。而且，降低價格這種拯救二流産品的傳統做法，對於産品性能已經與世界一流産品相差甚遠的公司來説，也毫無助益。數字化産品的經濟規模巨大，能給市場領先者提供巨大的成本優勢和空間，進而能從價格上擊敗任何利潤還很可觀的競爭對手。而一旦他們的固定成本被覆蓋，每個邊際單位的生産成本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一種由贏家通吃的市場佔據主體的經濟模式和我們早已熟悉的工業化經濟模式，擁有截然不同的發展動力。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瑟夫 熊彼特所提到的創造性破壞指的就是，每一種創新不僅為消費者創造了價值，還徹底摧毀了之前的技術和生産體系。即使贏家規模擴大並站穩了市場，但反過來，它們也容易遭受到下一代創新者的攻擊。熊彼特觀察和分析認為，軟體市場、媒體行業以及互聯網産業的前景要比傳統的生産和服務産業廣闊得多。
《第二次機器革命》主要內容（續一）
《第二次機器革命》主要內容（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