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蒲堅 出版：中信出版社

    前些日子，媒體關於“首單土地流轉信託落戶宿州”的報道，引起了我對中信信託的關注。土地問題是中國發展和進一步改革的要害和節點，把信託理論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來解決土地的確權和流轉，是一種有益的探索和創新。按照中信信託董事長蒲堅的闡釋：“流轉不能使土地産生新的用途，不能讓農民失去土地；流轉集中後的土地要取得持續的規模化效應，還要使規模化效應不斷地跟現代科技相結合。”

    “更重要的，既是中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土地，又要使它具備資本的特徵，可以讓農民離開土地，讓土地成為可攜帶的財富。而且，土地流轉以後還要使農民持續不斷地分享土地的收益，實現生産方式的變革。”多年從事改革工作，我深知，土地承載着複雜的目標訴求和千絲萬縷的利益糾葛，實施蒲堅描述的這種土地流轉方案何其不易。

    新中國是在落後的農業大國的基礎上建立的。中國第一代領導人認識到了小農經濟的局限，建國伊始，即着手改造傳統農業。應該説，20世紀 50年代的土地公有制，壓下了私有制不斷泛起的土地糾紛，土地由一家一戶分散經營歸到了人民公解放土地：新一輪土地信託化改革 社旗下。但是，以人民公社為主體的農村集體生産經營體制的生産關係安排，超越了生産力發展階段，違背了農民意願，侵犯了農民的利益，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中國第二代領導人上任時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人多地少的現實矛盾非常尖銳，産業發展極不平衡，就業和社會保障能力極其低弱……集體吃大鍋飯已是窮途末路，可往反方向走，立即回到土地私有化，對於執政黨又有許多無法逾越的障礙。

    於是，在不改變土地公有制屬性的前提下，對農民包産到戶的自發創舉進行認定，完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成為當時條件下的最優選擇。從 1978年起，聯産承包責任制逐步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農民開始承包土地，為期 15年。 1993年第一輪承包期結束，農民踴躍簽訂了第二輪為期 30年的承包合同。 2003年 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頒佈，不僅明確農民對於集體所分農地的使用權、收益權，也將與産權相關的最關鍵的權利——轉讓權賦予了農民。規定農地轉讓權屬於農民，而非集體。 2006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言之鑿鑿地&&：要長期保障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權， 15年不變， 30年不變，“也就是永遠不變”。 35年來，以家庭聯産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重新確立了農民的生産經營主體地位，釋放出了強大的生産潛力，極大解放了農業生産力。

    在較短的時間裏，糧食産量大幅增長，基本解決了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相對於人民公社體制，聯産承包責任制在經濟上的成功、産量上的增長、制度上的人性化，獲得了國內外各路學者的積極肯定。然而，一切都在變化。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我們卻不能用引起問題的思維和邏輯去解決問題。就生産方式而言，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分散經營，效率低，農戶的投資能力不強，抗風險能力弱，技術進步慢，難以因應現代市場經濟對農業的要求。小生産與大市場的矛盾，日益加劇地困擾着農民。而且在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中，由於種地辛苦，且比較效益低，農村勞動力持續外移，許多地方的農田裏呈現“女性化、高齡化、粗放化”的景象，土地撂荒逐年增加。 13億人口， 9億農民，要立足於糧食自給，但土地誰來種，怎樣種，卻成了問題。縱觀今日發達國家，農業已經實現了高度現代化，農業生産採取企業化生産、規模化運作、商業化經營。隨着生物技術的應用，農業工廠化也已成為趨勢。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協調發展，其關鍵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怎樣起步，如何突破？

    理論是灰色的，甚至是後知後覺的，真正的創建總是在民間萌發。我注意到，近年來，全國各地自發涌現出各種農業專業化合作社，農民開始自覺地從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小生産向市場化、規模化、標準化生産轉變，從單槍匹馬在市場中隨波逐流，到有組織地與市場博弈抗衡。

    不誇張地説，這是又一次脫胎換骨式的蛻變。我認識蒲堅已經十幾年，作為一位從事金融實務的國有企業經理人，他在中信信託連年取得良好經營業績的同時，也在思索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近年來，他提出“金融普惠，資本共享”的理念，將金融工具和方法，運用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有機邏輯的探索中。這一次，他率領中信信託突破傳統的“非公即私”的二元觀念局限，依法對土地所有權的共同佔有進行個人所有的重新確權。這個探索非同小可，觸碰的是這一屆政府和廣大農民的關切點和中國新一輪改革的農村突破口。

    雖然這是一本探討土地信託化的專門論著，但蒲堅對所有權的認識，對共同富裕的思考，對改革理論的探微，尤其是對人知識性的認知都具有新意。有些視角對於專業的理論研究者，也可以有所 啟發。

    誠如蒲堅在致謝中提到的，這是一本先有實踐，後進行理論探究的書，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繼安徽宿州之後，蒲堅所帶領的團隊正在吉林、貴州、山東等多個省份進行更大範圍和更務實的推廣。我期待他們的行動結出果實，為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摸索經驗。我今年84歲，參與並見證了迄今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30多年來，我們摸着石頭，深一腳、淺一腳地，篳路藍縷地走了過來。現在改革進入了更深的水域，石頭怕是難以摸到了。要涉過這潭深水，除了要有決斷力和精準的判斷力，還要具備良好的水性，借助精良的工具。我讚賞蒲堅和中信信託運用金融工具破解改革難題的勇氣和身手。也期待更多有識、有能之士，投身於改革的實踐和探索。因為，無論你對當下的現實有多少不滿意，這裡終歸是我們的家園和歸宿，值得用我們的智慧，讓她變得更加美好。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國家體改委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