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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城市化轉型與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密碼

如前所述，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化體系和實行市場經濟制度是實現經濟追趕的兩個必不可缺的前提。但僅有這些是絕對不夠的。這首先是因為人們談論的經濟和市場都是在國家的層次上和界限內，市場和國家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賴性。 市場有效運行的前提是財産、商品和服務的明確産權界定、保護和實施，而這有賴於國家制定的法律、規則和執行力。這些法規及其實施的服務，與學術研究産生的基礎科學知識一樣，可以讓很多人共同使用它們（即存在非競爭性），而又難以強制使用者適當地付費（即所謂非排他性），這樣由於交易成本的高昂，在這類公共産品的供給上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由於信息不對稱，即便在許多純私有品的場合，也需要政府介入去保護買方的權益和維持整個經濟系統的穩定運行，醫療和金融領域的政府干預和管制，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個領域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如財産稅、累進所得稅和社會福利保障，這已成為現代國家糾正市場失靈的主要功能之一。因此也可以説它們已成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這是因為收入分配的惡化會危及社會的穩定，增加對抗、破壞和犯罪，從而大大提高經濟運行的成本。由於市場是促進經濟效率而不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制度，因而由政府提供公共産品去保持適度的公平本身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需要。
　　當然，政府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的利益集團，又是一個擁有合法強制力和享有極大信息優勢和壟斷能力的組織。因此，政府往往出於自身的利益或利益牽制過度地提供社會並不需要甚至對社會有害的公共産品乃至非公共品，而過少提供社會需要的、包括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那些公共産品。這就是所謂政府失靈。因此，在市場和政府都會有失靈的情況下，問題就在於如何找到二者在不同發展階段上恰當的分工和組合，以實現經濟追趕。麻煩在於，在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都特別嚴重。
　　因此，“從廣義上講，經濟落後創造了一個更快增長的機會，但實際上的追趕依賴於利用這種機會的國家能力或社會能力。” 這是因為現代經濟和市場是以國家為邊界組織，無論什麼樣的發展戰略乃至市場經濟體制，都要由一個國家內部生成的政治權力結構認同採納和實行。不管有多少外部因素的影響，這種國家能力只能從一國內生的社會力量博弈中産生，故也可稱之為社會能力。那麼，在向高收入階段轉變因而無形資本和人力資本具有決定意義的階段，我們需要的這種國家能力或社會能力究竟是什麼？而戰後成功地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或地區又究竟做對了什麼？
　　世界銀行《東亞復興》的報告指出，“從1950年以來，超過100萬居民的國家和地區中，只有中國香港、韓國、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國台灣，從低收入國家或地區提升到高收入行列。” 即除了沙特阿拉伯這個特殊的産油國之外，從低收入直接跨越進高收入的就只是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中國香港這亞洲四小龍。世界銀行2008年出版的“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在戰後25年或更長時期內實現了平均7%或更高增長速度的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有13個，其中除了馬耳他這個不足50萬人口的歐洲地中海旅游島也剛達到高收入門檻外，只有東亞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中國香港成長為真正的高收入經濟體。 從這個被稱為戰後奇蹟的東亞模式中，我們可以發現如下的一些共同特點：
　　第一，都是實行對外開放、積極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市場經濟體制，其中新加坡高度依賴與外部資源的交換，中國香港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從而具備了追趕經濟的必要條件。
　　第二，除新加坡、中國香港為城市經濟體，無農村土地和農民問題外，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在戰後均由於各自的特殊條件進行了較為徹底的土地改革，使土地的分配較為平均，為其後的工業化起飛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與拉美以及亞洲其他很多國家土地被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沒有或沒有徹底的土地改革相當不同。
　　第三，雖然這五個經濟體均非典型的歐美民主體制模式（日本戰後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的期間，是在民主外殼下的自民黨55年一黨執政體制；韓國在轉型期是軍政府統治；中國台灣是蔣家父子威權統治；新加坡當時也被認為是典型的民主外殼下的威權統治；中國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英國殖民統治），但均有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並提供了經濟追趕不可或缺的公共産品，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公共財政金融政策的穩定性，沒有出現經濟的大起大落和巨幅震蕩。這與同為中等收入的中東地區國家戰亂不斷、社會不穩，以及拉美地區國家財政金融政策大幅搖擺、惡性通貨膨脹不斷等形成鮮明對照（表前-6）。韓國、中國台灣還在城市化基本完成、市民階層成為社會主體、進入高收入行列前後較為平穩地實現了民主化轉型，為後續持續增長提供了避免社會對抗的政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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