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蹟來源於和解
就在南非大選前20 天，誇祖魯地區動亂還在加劇，幾天內有120
人死亡，因卡塔與白人右翼仍抵制大選並發出武力威脅。人們紛紛恐怖地談論“非洲的波黑”。然而這時南非的政治氣候已悄然由陰轉晴：在非國大與國民黨的努力下，不僅在全國，而且在祖魯人中擁護大選的人也不斷增加，布特萊齊實際上已是嘴硬手軟了。這時曼德拉不失時機地向他伸去橄欖枝，在拒絕實質上的分治要求的同時作出了承認祖魯王地位等讓步姿態，布特萊齊也心領神會，在最後時刻作出了參加大選的決定。於是：幾年來愈演愈烈的暴力衝突在大選前幾乎是戛然而止，全國出現了多年未有的和平，整個大選過程也出人意料地嚴肅、平靜而有秩序，投票率之高，各方對大選結果的一致承認，都超過人們的預想。
在這劃時代的南非首次多種族大選中，非國大與國民黨這一對老對手都取得了超過預料的成功。非國大得票率達62.5%，超過事前各種民意測驗的54％—57％，國民黨得票率為23.9%，也超過了事前測驗的15％—20％，而因卡塔得票率則低於事前預計。可以説，大選的結果是：曼德拉贏了，而德克勒克也沒有輸。
大選之後一個月內，曼德拉總統已就職，新內閣已建立。約翰內斯堡股市行情大漲，國外對南非經濟前景看好，投資意願增加。繼1993
年年底南非經濟開始緩慢復蘇、通貨膨脹率下降之後，當年經濟又進一步好轉。
總之，作為多種族民主國家的新南非如初生嬰兒已經呱呱墜地。儘管她的成長過程可能多災多病，但她能在如此先天不足的情況下順利出世，已堪稱奇蹟。當今世界上的多民族國家在劇變中經受不住震蕩而解體、以致出現內戰的有原蘇聯、原南斯拉伕與原捷聯邦；民族壓迫結束後各解放組織或各部族即互相火並、大打出手的有南非的兩個近鄰莫桑比克與安哥拉以及阿富汗等；固有的部族衝突或地域衝突使國家四分五裂的有非洲的盧旺達、布隆迪、索馬裏以及亞洲的也門等；由一黨制向多黨民主過渡中出現權威真空、政治動蕩、社會失序的國家也不少。南非何以不然？
國際社會的幫助是一個原因，但這種幫助既不足以使和平降臨波黑、盧旺達等國，又怎樣保證南非的種族和平？
各方力量相對平衡、“可迫和不可迫降”也是一個原因。但“不可迫降”並不意味着就能握手言和，它更可能意味着無休止的戰爭，現實生活中這種例子還少嗎?
用舊制度的危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或良心所向來解釋這一切更屬空洞無力。舊制度的危機可能導致“破舊”，但未必能導致“立新”：社會發展的要求是一種不是解釋的解釋，因為社會發展所忌諱而卻發生了的事太多了。至於説民心所向，那麼當時南非社會上各種激憤情緒的民意基礎並不亞於理性。可以説，曼德拉與德克勒克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們跟着“民心”走，恰恰相反，是因為他們成功地使“民心”跟着自己走。
簡單地説，南非“奇蹟”的原因就在於：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現了理智。或者説，儘管人民並不那麼理智，但他們沒有為難他們所信賴的理智者。這乍看起來，似乎平淡無奇，然而“奇蹟”之難得正是因為這不易做到。許多觀察家都認為，南非得以免於內亂，多虧了曼德拉、德克勒克（公正地説也有布特萊齊一份，儘管較為次要）的個人理智。法國《青年非洲》周刊在大選前夕説：“可能使南非在不可控制的恐怖活動中發生崩潰的唯一假設是：曼德拉遭暗殺。”一個路透社資深記者從波斯尼亞趕到南非採訪大選後説：“曼德拉與德克勒克的雙人舞雖然跳得很艱難，但他們給南非帶來了希望。波斯尼亞沒有出現這樣的政治家，這就是波斯尼亞悲劇的原因。”
人們可以把曼德拉與德克勒克比之於英屬印度的甘地與蒙巴頓。應該説，前兩個所表現的理性、妥協與和解精神在某種意義上比後兩人所表現的更為難能可貴，當然，這種比較僅限於他們作為政治家的局面。
世人多以新印度歸功於甘地，實則蒙巴頓亦有造於印度甚多。然而德克勒克比蒙巴頓更難得的是：蒙巴頓只是把印度交給了甘地們，而德克勒克則不僅把南非交給了曼德拉，而且還要作為曼德拉的副手（當然，同時也是政敵）同他合作建設新南非。蒙巴頓只是代表宗主國為其不光彩的殖民統治史贏得了個光彩的結尾，而德克勒克則作為南非土生白人的代表，在結束不光彩的過去的同時，開創了光彩的未來。
無疑，德克勒克作為“無路可退”的阿非利卡人的代表，在説服自己的選民順應歷史潮流、糾正以往的錯誤時要比蒙巴頓克服更多的困難。但歷史會證明，他的努力除了使他所代表的勢力卸除罪惡歷史的沉重包袱外，不會失去他們應得到的任何東西。南非種族和解進程開始前夕，國民黨與阿非利卡人中的一批開明派曾退黨並另組民主黨，主張順應時勢，廢除種族隔離制度，與黑人分享權力。結果應者紛紛，很快成為當時議會中第二大反對黨，對國民黨的地位構成了挑戰。然而和解進程開始後，由於德克勒克採取主動，不僅接過了民主黨的主張而且加以實踐與發揮，從而不僅穩定了自己的隊伍，而且得到了英裔白人日益明顯的認同。民主黨卻因提不出更新的綱領而失去吸引力，影響趨於下降。
當然，目前的南非政局屬於過渡性質，可以設想隨着過渡的完成，白人政黨的地位也許會再有所下降，甚至成為在野黨。但無論如何，她在南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然將高於（比如説）史密斯白人政權結束後津巴布韋政壇上的白人力量。正如德克勒克在大選後所説：沒有非國大的同意，他再也無法統治了。但同樣，“沒有人民以及我所代表的組織的支持，任何政府都無法進行有效的統治”。而歷史也會銘記德克勒克個人在建立這樣的體制方面做出的貢獻。
與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為嚴酷，他身陷囹圄28
年，幾乎等於甘地在印度從事政治活動的全部時間。而他在和解進程開始後所處的位置則比甘地更為有利。然而28
年牢獄之苦和勝利者的位置卻沒有絲毫損害他的冷靜與寬容。甘地自始至終是個非暴力主義者，而曼德拉作為非國大武裝鬥爭戰略的提出者和“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敗的時候而是在勝利前夜提出反思並改奉非暴力原則，這無疑需要極大的理智與自我審視的勇氣。可以説，“見壞不上，見好不收”是一種相當普遍的人性弱點，前者有利於專制，後者導致以暴易暴的可能。人們往往不敢反抗那只準擁護的政府，而同時又不願擁護那可以反對的政府。這種“該激進時保守，該保守時激進”的毛病是一種跨文化的政治畸形病。而能夠有“見壞就上”的勇氣，或者有“見好就收”的寬容，都是難得的，同時具有這二種性格的的人，就更不是任何民族都可遇的，而曼德拉最可貴的，正是這種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既敢反抗一個只準擁護的當局，又能寬容一個可以反對的對手的這樣一種精神。今日的南非，能夠阻止復仇主義災難、恢復理性、妥協與和解精神的，可以説只有曼德拉。當然圖圖、德克勒克等人也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當哈尼遇害後在電視上出面呼籲人民保持理智與冷靜的，不是德克勒克而是曼德拉；譴責自己一派中的恐怖主義者並支持警方予以處置的，是曼德拉；&&尊重反對派並聲稱“如果非國大領導的政府不能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你們可以推翻她”的，是曼德拉。正是曼德拉，在節節勝利的日子裏勇敢地承認自己的組織在過去為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鬥爭中犯過侵犯人權的過失，並主持非國大成立調查委員會，公布本組織在國外集中營建犯人權的行為的報告。事實證明，這種坦誠的態度不僅無損於、而且大大提高了非國大的聲望。
曼德拉作為政治家的高度責任感也是難得的。民主進程的這幾年恰逢南非歷史上最長的經濟不景氣，國家在經濟困難的谷底徘徊，老百姓怨聲載道。作為反對派的非國大完全可以全力攻擊政府的經濟政策以取得政治效果，更何況非國大傳統經濟綱領本來就是不以市場經濟為然的。但曼德拉在審視了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後認定了市場經濟是方向，因而除了抨擊現存經濟制度中與種族隔離制度有關的內容外，對政府的市場經濟方針沒有作更多的批評，反而一再&&要繼續這一基本方針，留用現政府全套經濟班子並對其工作予以肯定，同時放棄了非國大經濟綱領中不切實際的內容。這種負責的態度，是他高於一般“政客”的可貴之處。
總之，南非的危機期待着“奇蹟”，而“奇蹟”産生於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樣具有理智與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誠幸莫大焉。
然而問題當然沒有到此為止。前面説過，人民相信政治家，政治家表現出理智，是南非得以化險為夷之要。二者缺一不可。否則“君固材矣，奈國人之不信何?”
那麼國人憑什麼相信他們，而不是相信一些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像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情形一樣？可見其中又非僅理智而已。應不應和解是一回事，能不能和解又是另一回事，南非的啟示於此值得玩味之處尚多。